来源：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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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对中国2021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有一个比较客观、准确的认识。2021年中国GDP增速8.1%。如何看待这一经济增速？不难推断，如果扣除基数效应，2021年的经济是运行在低于2019年6%的水平的。在假定不发生疫情、2020年正常增长的情况下，2021年GDP的增速恐怕就要低于5%。所以，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速是低于“潜在经济增速”的。虽然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有多少我不知道，而且我也不相信任何人知道，但从产能利用、物价和就业水平等方面来看，可以认为多年来中国经济是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是处于低通胀甚至是通货收缩状态的。没有通货膨胀，甚至出现通货收缩，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是可以进一步提高的。永远不要忘记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这一至理名言。没有发展，什么都谈不上。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也完全可以说，“增长是硬道理”。增长不是一切，但没有增长就没有一切。

我们当然应重视“增长的质量”，但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脱离增长就谈不上高质量。在现实中，如果经济低迷，则结构改革、技术创新和共同富裕等工作的推进就都会变得十分困难。

经济学界在讨论是否应该争取获得一个较高的增速时存在着许多重要的方法论错误。我想简单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例如，有观点认为，中国面临很多结构性问题，较高的增速不现实。什么是结构性问题？没有明确定义。我们习惯上把宏观经济之外的所有问题统称“结构性”问题。可以说，“‘结构’是个筐，所有东西都可以往里装”。宏观经济之外的所有的问题，都被同一个词装进去了。“结构性”问题的单子可以开得非常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问题在于，许多人用结构性因素笼而统之的来解释我们某个具体年度，甚至具体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用这样或那样的“结构性”因素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必然是7%、6%、或5%。这种以抽象的原因直接推导具体结果的思路在逻辑上是完全错误的。“结构性”因素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但不能用来解释年度和季度经济增速的差别。

中国2010年第一季度是12.2%，从那时开始就在下降，几乎是每个季度都要下降。如果从12%降到10%这是结构性原因造成的，我们可以接受；那么，从10%降到9%呢？从9%降到8%呢？从8%降到7%呢？从7%降到6%呢？现在又向着5%的方向下降了，是不是还要用同样的结构性因素来解释呢？为什么就不能用某种宏观经济政策来解释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有四点评论。第一点，所谓结构性因素一般来讲是慢变量，是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以集腋成裘的方式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而对于每年、每季度GDP增速，这些因素的影响是极其微小的。尽管其在几十年中的累积的影响可能很大，但一般而言，在每年、每季度中是很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第二点，“结构性”因素数量庞大，同时影响经济增长。总的来讲，在给定的时期内，单个所谓“结构性”因素对GDP增长的影响是微小的。第三点，结构性因素是可以互相抵消的。比如人口老龄化，但其他因素，例如技术进步也在发挥作用。由人口老龄化推导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低于6%或5%是没有道理的。第四点，宏观经济讨论的是短期问题，考虑的时间长度是年度、季度甚至月度。在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和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是要假定“结构性”因素给定的。做短期分析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消费、投资、净出口等具体因素。例如，消费增速减少了，为什么减少？同什么因素有关？这样倒推回去，可能会涉及一系列长期、结构性因素。找出这些因素，有助于判定消费变化的趋势和运用宏观经济政策与其他政策影响消费的可能性。

关于刺激消费的问题。2020年初很多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发放政府补贴提振居民消费。经济理论告诉我们，消费受现实收入以及收入预期的影响。如果我们不能够首先提高经济增速、使居民的收入增加，并使居民改变增长预期，实现消费增长就会比较困难。

最近中央提出“稳增长”非常及时。在目前的语境下，“稳增长”应该是遏制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跌。我特别赞成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哲学：我也搞不清楚结果会是什么（当然大方向是清楚的），反正咱们先试试看。这种开放式思维方式是很成功的。事实是：有些决策者可能不懂经济学，但他们管经济比懂经济学的人管得好。尽管中国过去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依然维持了40年10%左右的经济增长。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经济发展规律了解得非常少，必须抱着非常谦卑、随时准备纠正错误的态度来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

经济增长目标的确定应该建立在经验-试错的基础之上。如果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导致通货膨胀失控、金融脆弱性严重恶化，就需要降低经济增速目标。如果通货膨胀并没有失控，金融脆弱性并没有那么严重，就应该采取更具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争取实现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速。我的核心观点是，中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开始基本上是逐季下降，2019年已经跌到6%。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总之，只要不存在通货膨胀失控的危险，只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我们就应该把经济增速定的尽可能高一些。

增速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地缘政治问题。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上升，我们在下降，增速差距正在缩小；印度的增速已经连续两年超过中国。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能无视。

中国政府还是应该为2022年经济增长确定目标。当然，这个目标是引导性的，不是指令性的。必须有个目标，没有增长目标就难以制定具体政策。实际上，每个部门、各级政府都有一个隐含的目标，只不过没明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公开设定目标？没有统一和明确的增长目标，各个政府部门和各级政府就难以协调行动。在确定目标之后，我们用试错的方法尝试去达成目标。如果目标确实无法实现，我们再退回来也不晚。

维持一定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是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手段。应该可以根据历史数据和经验制定明确的增长目标，中国消费、投资、出口所需要实现的增速。宏观经济变量中的大部分是内生的，只能根据一定假设去预测它们的增长速度。但是，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基本上是可以由政府控制的。因而，可以根据不同的有关消费、投资（扣除基础设施投资）、出口增速的假设，计算出为了实现给定的经济增速目标，基础设施投资应该保持的增速。2021年中国基础设施同比增速仅为0.4%，而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一般保持在20%左右，也远低于新冠疫情前3.8%的年增速，甚至不及2020年0.9%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顺周期下行，又如何不能拖累GDP增速呢？在经济持续下行、预期不振的情况下，推动经济增长只能主要依赖基础设施投资，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的提高创造“挤入”效应，带动制造业投资，并通过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

基建投资没有收益的说法也是片面的。在正视既有问题、提高投资效益的同时，必须看到，基于基础设施的功能与性质，基础设施投资的成与败不应完全或主要以商业回报来衡量。

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特殊重要的作用。中国房地产投资在GDP中的占比是全世界大国中最高的国家，中国房价的增速是全球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房地产的主要问题是资源配置问题，且难于判断房地产是否有全局性的严重泡沫。本轮房地产调控确实存在时机选择、一刀切等问题，应该调整，但也要避免突然改变方向，造成市场的震荡。

2022年中国应该执行更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要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经济过热时期，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发挥作用。在经济下行期间，由于“流动性陷阱”之类问题，尽管中央银行可以且应该通过降息等方式缓解企业和居民财务困难，刺激经济增长，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会受到极大制约。即便增加信贷、降低利息率，企业和居民的贷款需求可能也不会有很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可以通过支持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方式发挥作用。

如果大幅度增发国债，国债利息率必然上升，并进而导致金融体制中各类利息率不同程度的上行。这时，降息等扩张性货币政策措施就可以降低国债发行成本，支持扩张性财政政策作用。如果国债市场对国债需求不旺，中央银行完全可进场（二级市场）购买国债，活跃国债市场、降低国债成本。在这方面中国有足够的政策空间。

毋庸赘言，宏观经济政策的成败，不仅在于设计，而且在于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度环境、政治生态。

【余永定：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