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毅钦
2022年12月12日21:41上海财经领域创作者
目录
第四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811汇改
利率市场化改革：打通最后一公里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
存款保险制度：50万保障覆盖99.63％储户
MPA评估体系：宏观审慎框架的初步建立
封面这张泛黄的照片就是拍摄于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现场。从1997年起，中国每隔5年就会召开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作为中国金融系统最高规格的会议，每次会议均对我国下一步重大金融改革方向和监管政策做研判和“定调”。在开启第六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前，我们不妨对过去五届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做一个梳理。今天起，将陆续回顾历届金融工作会议的那些关键词和重大事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2年1月6日至7日在北京召开
第四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重大历史事件：“换届之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
2012年1月6日至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过去五年，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蔓延、深化的五年，国内外经济形势极为复杂严峻。在此背景下中央果断实施一揽子计划，成功应对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了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肯定了2007年以来金融工作取得显著成绩，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决策和部署，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和完成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金融改革。深入推进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改革，金融业综合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健全分层有序的金融市场体系，特别是彻底解决了长期困扰资本市场发展的股权分置问题。加强和改善金融宏观调控，有力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提出了八个方面的要求：一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优质金融服务，加大对薄弱领域的金融支持。二是深化金融机构改革，着力加强公司治理。三是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四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避免财政金融风险相互传递。五是加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建设，推动金融市场协调发展。六是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七是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提高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资源配置能力和金融安全保障水平。八是加强金融基础建设，改善金融发展环境。加强金融法制建设。
01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811汇改
历史上的第一次汇改发生在1994年，金融市场称之为“汇率并轨”。在1994年以前我国是双重汇率制度：一个官方汇率，一个外汇调剂市场的汇率。官方汇率就是由官方制定公布的汇率，外汇调剂市场汇率是在外汇调剂市场上买卖过程中形成的价格。在汇率并轨前，官方汇率是5.8，外汇调剂市场汇率是8.7。1994年1月1号并轨以后，5.8的汇率直接取消，都使用8.7这个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应该说从那时开始，中国就奠定了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基本框架——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2005年7月21日，人民银行进行第二次汇改：创立中间价形成机制。我国由此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在2012年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指出，要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2015年，中国进入金融危机刺激政策效应消退期，经济增长出现中枢下移特征；而彼时全球货币政策格局是美元进入加息周期，欧日仍处于量化宽松进行时，在此状况下，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高估状态，在人民币币值高估对中国维持经济增长趋势带来不利影响之际，改变以往的人民币汇率单一盯住美元、转而参考更加广泛的一篮子货币成为诉求。
2015年8月11日，央行宣布完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当天中间价一次性贬值近2%，这是历史上人民币汇率第三次改革，金融市场称之为“811汇改”。
由于中国在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改革的重大成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2015年12月1日批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该事件对中国的金融改革和人民币汇率走势产生了重要影响，人民币成为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并列的第五大SDR篮子货币，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02
利率市场化改革：打通最后一公里
在2012年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指出，要加快培育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增强风险定价能力，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201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利率市场化改革开始进入到快车道。时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在2012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个中原因。
一是利率市场化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1992年，我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以此实现资源配置优化。利率作为非常重要的资金价格，应该在市场有效配置资源过程中起基础性调节作用，实现资金流向和配置的不断优化。同时，利率也是其他很多金融产品定价的参照基准。
二是利率市场化的要点是体现金融机构在竞争性市场中的自主定价权。我国市场化改革从一开始就强调尊重企业的自主权，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尊重企业定价权。在金融业，除个别政策性金融机构外，目前我国金融机构都是按照企业来运行的，反映金融企业自主经营权的一个重要环节正是其对自身产品和服务的自主定价权。
三是利率市场化也反映客户有选择权。金融机构的客户既有居民，也有企业，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类型实体。这些客户在竞争性市场中有选择权，他们对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和价格，可以表示满意或不满意，可以选择这家或那家，也可以选择不同价格的类似金融产品作为替代。通过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会提供各不相同的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四是利率市场化反映了差异性、多样性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求关系以及金融企业对风险的判断和定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像其他商品一样，金融产品会出现更多的差异化，同类产品可能有不同的品牌、规格和目标群体。同时，不同金融机构对同一项目、同一客户的风险判断也会出现差异，这些差异在其金融产品的定价中会得到反映。
五是利率市场化反映了宏观调控的需要。宏观调控，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间接调控为基本特征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需要有一个顺畅、有效的传导机制，并对市场价格的形成产生必要的影响。
2012年6月，央行将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存款利率上限首次浮动。同时，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7倍。
2013年7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下限取消，金融机构可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贷款利率完全实现市场化，但金融机构形成风险定价能力的水平高低不一。
2014年11月, 为加速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至基准利率的1.2倍，并对基准利率期限档次作适当简并。
2015年，又缓步提升至1.3倍、1.5倍。当时大部分银行一般都是在政策出台后将存款利率上浮到顶，足可见存款的“均衡利率”远高于当时的上限。
2015年10月24日，央行决定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至此，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在形式上基本完成。
2013年起，人民银行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先后推出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抵押补充贷款工具（PSL）等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拓宽了央行政策利率的市场化传导渠道。同时，人民银行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建立和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增强利率调控能力，重点疏通央行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尤其是信贷利率的传导，十三五时期，我国建立完善了以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为下限、SLF利率为上限的利率走廊，中央银行政策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的联动性进一步增强。目前，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利率、SLF利率率、MLF利率等多种期限政策利率与市场利率形成了良好的传导互动机制。
03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
在2012年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专门提到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问题。要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综合经营的监管。要研究提出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认定标准和评估框架，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设定更为严格的监管标准，强化外部约束。要总结经验，建章立制，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积极稳妥推进综合经营试点工作。要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和特点，细化金融机构分类标准，统一监管政策，减少监管套利，弥补监管真空。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因规模较大、结构和业务复杂、与其他金融机构关联性强，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将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因此也随之进入监管机构视野，巴塞尔委员会、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和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内机构均针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提出更高的监管要求，以提高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风险抵御能力，进而降低政府救助成本、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2010年11月，银监会发布《关于加强当前重点风险防范工作的通知》，提出要考虑对系统重要性银行设置附加资本要求。随着《巴塞尔协议III》的发布及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行，银监会于2011年4月27日发布了《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以推动中国银行业实施国际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监管部门将从市场准入、审慎监管标准、持续监管和监管合作几个方面，加强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
2018年11月27日，为完善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防范系统性风险，有效维护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指出：“本意见所称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包括系统重要性银行业机构、系统重要性证券业机构、系统重要性保险业机构，以及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认定的其他具有系统重要性、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
十年间，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得到了快速的扩张和发展，其中、工、农、中、建四大行已被认定为G-SIBs，在评估中的得分和排名逐年上升；平安保险集团也是全球9家G-SIIs之一。
04
存款保险制度：50万保障覆盖99.63％储户
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上世纪90年代，业界就开始研究讨论存款保险制度的问题。在所有制意义上，民营资本能不能参与银行业务？答案是可以参与。但若可以参与，倒了怎么办？虽然银行倒闭是小概率事件，但由于杠杆高，一旦倒了的话，储户损失震动会比较大。这时，国家就面临管还是不管、救还是不救的选择，是顺其自然还是适当保护储户，维护社会和金融稳定？如果要维护金融稳定，要不要用纳税人的钱？如果不用纳税人的钱，那就要有存款保险机制。这就是存保制度的初衷之一。
我国的商业银行一直以来处于国家隐性担保体系之下，给人感觉就是“大而不倒”，即使银行面临破产倒闭的危机， 国家也会采取措施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但若真出现危机，这种政府兜底模式显然不太合适。一方面加重了央行的负担，相当于纳税人买单，不合情。另一方面，“国家隐形兜底”这也会变相减少银行风险意识，认为反正国家要兜底，自己发展过程中就容易激进。存款保险制度作为一种显性的担保体系，打破了政府的隐性担保，可以有效减轻中央银行的财政和监管负担，提高金融体系对风险意识，提高金融稳定性。
在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指出：要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设立功能完善、权责统一、运作有效的存款保险机构，增强金融企业、存款人的风险意识，防范道德风险，保护存款人合法权益。存款保险制度要覆盖所有存款类金融企业。加快建立金融机构风险救助和市场退出机制，及时处置风险。
在201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再次提出：要抓紧研究完善存款保险制度方案，择机出台并组织实施。
2012年7月16日，人民银行在其发布的《2012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称，中国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同月，一份题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刻不容缓》的报告提交至决策层。
2013年，央行发布《2013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称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各方面条件已经具备，内部已达成共识，可择机出台并组织实施。
2014年1月，央行在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上表示，存款保险制度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存款保险制度作为中国已全面展开的金融改革的重要环节，在2014年择机推出可能性很大。
2015年2月17日，中国存款保险制度正式出台，李克强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60号），公布《存款保险条例》。2015年5月1日，《存款保险条例》正式实施，标志中国存款保险制度正式建立。
05
MPA评估体系：宏观审慎框架的初步建立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监管当局都认识到，为弥补原有的货币政策框架和微观审慎监管的空白，需要建立并且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美国和欧盟在2009年相继宣布建立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并成立专门机构。其他经济体和国际组织也开始着手加强这方面的金融监管改革。
我国央行也在2010年宣布启动宏观审慎监管，并于2011年开始建立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下，央行按月对逐个银行连续动态调整准备金要求，以应对信贷风险。信贷偏离度越小、稳健性程度越高的银行，可相应地少存放准备金、多放贷款。而合意贷款，就是在综合资本充足率、存贷比、不良贷款率等多个数据后，商业银行可以自行测算合意贷款规模，并上报央行，后续商业银行按照实际业务和流动性状况安排年内的贷款进度。
随着金融创新快速发展，资产类型更为多样，狭义的信贷管理越来越难以有效实现宏观审慎管理目标，MPA（Macro Prudential Assessment）是央行为维护金融稳定推出的新的监管机制。
2015年12月29日，央行宣布从2016年起将现有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构建了以逆周期调节为核心、依系统重要性程度差别考量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并将评估对象分为全国性系统重要性机构（N-SIFIs）、区域性系统重要性机构（R-SIFIs）、普通机构（CFIs）。
根据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的划分，全国性系统重要性机构（N-SIFIs）为人民银行总行管理的全国性银行业机构、区域性系统重要性机构（R-SIFIs）、普通机构（CFIs）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由所在地人民银行省级分支行根据辖内不同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程度，从规模性、替代性、关联性、复杂性等方面合理区分。
MPA指标体系包括资本和杠杆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跨境融资风险、信贷政策执行等七大方面14个指标。
总体来看，MPA体系的建立，有助于提升监管机构间的协调效率，更好的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提高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效果，同时更有力的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