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新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爆发的风险点更加多元。官方应对失误、媒体报道不当等多重因素，都可能放大网络非理性情绪，给舆论生态与社会和谐带来一定消极影响。同时，伴随着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网络舆情事件愈发呈现多发趋势，一件不起眼的小事都很可能会触发“蝴蝶效应”，使整个社会舆论产生狂风骤雨般的变化。
从发展周期来看，舆情事件都存在潜伏期、形成期、波动期、消退期等必经阶段。不过，萌芽时期的潜在风险很容易被人忽视，而一旦进入舆情发酵的“快车道”，就会很快形成铺天盖地之势，令政府机关难以招架。由此可见，把握网络舆情风险形成演变的客观规律，洞见风险预控和舆情引导的关键点，对于舆情处置整体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如何快速辨别网络舆情的潜在风险点？下面以舆情研判的六个维度为切入口，对及时发现和识别风险提出建议。
舆情风险研判的六个维度
1. 背景风险：
舆情热度因领域、内容、敏感度不同而异
不同领域、不同内容的舆情风险值差别较大，经常表现出冷热不均的舆情状态，“热者衡热、冷者衡冷”的特征非常明显。以政府机关各部门为例，有的部门几乎天天被媒体报道，有的部门则基本常年无事。比如，政法类舆情就常年处于多发态势。而在政法舆情中，涉公安舆情数量要远高于涉法、涉检等其他舆情。
就是在同一部门也常出现因领域不同而热度有异的情况，以司法行政舆情为例，律师、监狱、公证、司法鉴定等行业属于舆情高发领域，而其他领域发生舆情的几率要小很多。简单而言，与社会公众接触越频繁、与经济民生联系越紧密、担负越多社会治理职能的部门，越可能发生执法碰撞和意见纠纷，因而越容易成为舆情高风险领域。
而所涉内容的敏感程度不同也会造成舆情热度不同的结果，比如信息的主题、语言、图片、视频尺度和涉及人物的敏感度等。由于高敏感度内容往往在一定范围内被控制言论尺度，这种“禁言”则更易引起公众的好奇心与窥视欲，从而激发更大的讨论兴趣和关注热情，舆情风险值也会更高。
2. 特征风险：
舆情新动向、关注新焦点叠加推高热度
在舆论场中，一段时期内某类话题持续高热，不断由媒体再度报道纳入公众视野。就像时尚流行趋势一样，公众关注的新焦点会成为舆情新动向，在短时间内同类新闻报道层出不穷，就会积聚强大的舆论势能。比如，进入4月份以来，受台湾林奕含幼时遭老师诱奸、网曝北京电影学院阿廖沙遭性侵等事件的影响，舆论场关于校园性侵话题的关注度明显增高。百度搜索发现，以“女生”“性侵”为关键词的搜索结果显示，4-6月份新闻报道量为7千余篇，远高于1-3月份的2千余篇。
这说明，当某件事经过媒体报道引发热议后，多家媒体短期内围绕该事件进行高密度和全方位报道，甚至有些媒体以此事件为起点曝出更多类似事件。这些报道通过挖掘事件的深度和广度，推动公众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令该类事件以话题形式持续保持热度。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引发讨论的初始事件未得到妥善解决，那么舆论不满情绪可能累积沉淀，而一旦再次曝出类似事件，就会溯及以往“旧账”，呈现一并讨伐的观感。这侧面表明网络记忆真实存在，如果短期内被不断“复习”，就会加深舆情的发酵程度。
3. 处置风险：
官方舆情引导过程极易形成舆论“槽点”
一起舆情事件的发展走向，很大程度取决于官方的处置措施。应对策略是否得当、应对技巧是否娴熟，都可能成为舆论炒作的“槽点”。事实上，舆情愈演愈烈、不断升级，一般都与官方的危机管理不善存在直接关系。
- 面对危机四伏，如若官方不能做出准确预判，迅速进行有效反应；
- 在处置中，舆情回应不够及时，遇到事情“拖、躲、怠”，导致舆情不断扩散蔓延、引发公众猜测甚至谣言大肆传播；
- 官方舆情敏感度不够，媒介素养不足，在应对中不能区分不同情况，恰当选择多种媒体渠道做出针对性回应；
- 而在回应的具体内容上，官方在把控社会关注点、转折点和峰值点的准确度出现偏差，不能围绕舆论关注的焦点、热点和关键问题，进行实事求是、言之有据、有的放矢的回答；
- 在对事件的问责上，不能公正、严肃地对当事人惩处，善后措施差强人意，或者最终没有给出相应的处理或说明，成为“烂尾舆情”；等等。
这些都可能是导致舆情风险的诱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此，政府机关在各个环节舆论引导工作的开展都要切准时机，准确掌握“时、效、度”的辩证关系，以有效的处置机制保障危机的平稳过渡。
4. 传播风险：
媒体报道失焦导致议程偏离
不可否认，媒体对舆情进行介入，倒逼还原真相，有助于事态“拨云见日”。但是也要看到，不少舆情的发生、发展，也和媒体不能客观、公正的报道有关系。
一是选择性报道。部分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博取受众的注意力，在报道中过分追求刺激的花边元素，却对影响舆情走向的实质性内容缺少描述，或者报道采访只站在当事人一方角度，而忽视了另一方的核对和佐证，导致公众认知偏颇，引发消极的连锁反应，令舆情朝向恶性轨道滑落。
二是报道的缺位。在一些重大突发事件中，由于外力干预及自身缺少新闻敏感，常常出现媒体失语的情况，公众有强烈的知情诉求，而媒体没有及时补位，很有可能促使舆情风险的扩大。比如在天津港爆炸事件中，现场情况早己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上铺天盖地传播，然而天津本地主流媒体却长时间严重失语。
三是议程设置问题。受自媒体模式影响，网络媒体的娱乐化倾向也愈发明显，尤其是部分商业门户网站因渴望重大新闻，追逐经济利益“抢头条”，在编制新闻时无限制渲染细节、制造噱头，让“标题党”现象盛行，而一些似是而非的题目很容易误导公众，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5. 心理风险：
网民非理性表达扭曲舆论走向
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即时性、公共性等属性，舆论群体还容易出现“多数人的暴政”，放大一些专横、偏执的情感苗头，一旦由个别网民再进行煽动，就会让舆论审判、道德惩罚、人肉搜索等恶行变成现实。而在非理性情绪的搅动之下，舆论场会大量充斥情绪化言论，令整个舆论变得严重扭曲、失真。形成以上风险的心理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固有成见”作祟。网民在浏览信息时，容易代入已有的价值判断，这种“先入为主”的心理无形中会屏蔽理性声音。比如，新闻报道中如果出现了“富二代”、“五毛党”、“临时工”等身份标签，网民往往会产生预设性判断。
二是群体极化情绪。一旦某种观点成为网络舆论的主流倾向，那么它就会像巨大的碾压机一般，不断吞噬、消灭其他反对意见，身在其中的网民则表现出盲信和盲从，被群体的亢奋、激动所感染，令非理性情绪产生更大的破坏力。比如在贾敬龙被执行死刑一案中，由于法律人士、媒体等发声认为其“罪不至死”，令该案热度不断升温、群情沸腾，“刀下留人”的呼声一时间充斥舆论场。
三是移情效应。公众对事件的评判往往带有自我的情感投射，如果涉事方的某些特质与自我相似，就会使网民在评论时具有强烈代入感，产生党同伐异的冲动。比如，社会中产阶级强烈关注雷洋案，正是因为移情效应激发的焦虑和不安。
6. 技术风险：
新兴传播形式令舆论生态更复杂
之前，有学者将纸媒称为古典媒体、网媒称为传统媒体。而现在，作为“新媒体”的“两微一端”也已沦为传统媒体。随着网络直播平台、短视频、弹幕视频网站、知识共享社区等新媒介的悄然兴起，舆论生态形式将更加丰富，传播方式将更加变幻莫测。现有的监测技术手段，往往落后于最新的传播形式，由此会产生一定风险。
首先，在新媒介传播渠道中，引爆舆情的源头更加隐蔽，当大众媒体呈现时，往往已经成了信息的“二传手”，而追本溯源却很难捕获到真实的源头。
其次，引爆舆情的动机也更加复杂和多元，除了追求社会公义和商业利益外，有些舆情的爆发却显得莫名其妙。比如，在没有任何由头和征兆的背景下，一篇“支持人贩子全部死刑”的帖文忽然点燃互联网，微信朋友圈被一轮轮“不求点赞，只求扩散”的信息接力刷屏，制造了一起目的不明的舆论泡沫事件。
第三，推动舆情发展的方式也更加多样化，以往由微博、微信爆料，传统媒体跟进报道的形式，早已被颠覆，“新兴媒体”大行其道，令舆情发展路径更加复杂，也更加无规律可循，传播学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被进行立体式排列组合，最终的结果就是舆情酝酿和发酵的时间越来越短。
来源：法制网舆情中心（ID：fzwyq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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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王灿
编辑：牛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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