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国多地的“十五五”规划建议纷纷出炉，从国家到地方，未来五年“干什么、怎么干”都已清晰地呈现在老百姓面前。很多人会把目光投向民生板块，关注收入能不能高一些，就业岗位能不能多一点，教育、医疗能不能更加普惠公平，等等。在笔者看来，群众关心的这些问题都落脚于一个词——投资于人。 前两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认为，通过实践，我们对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又有了新的认识和体会，即“五个必须”。其中之一就是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投资于人该怎么投资，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投资于人呢？ 一、投资于人是一种理念思维 过去几十年，我们习惯于以公路延伸、楼宇崛起、工厂轰鸣作为衡量发展的标尺，这种“投资于物”的模式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当发展迈上新的台阶，一个根本性问题也随之浮现：如果持续的巨额投资未能同步培育出能够驾驭未来产业的高素质劳动者，未能充分呼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求，那么“物”的积累就可能面临边际效益递减的困局，甚至陷入增长乏力、动能不足的瓶颈。 “物”的增长拿了高分，“人”的发展还有广阔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投资于人不仅是促发展的手段，更是一次发展理念的变革。 从长远视野看，今天的人力资本结构决定了明天经济增长的质量与上限。世界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几乎都经历过高等教育人口占比持续提升的阶段，这并非巧合，而是规律。 在笔者看来，投资于人的“投资”，并非单纯的经济概念，它意味着要真正聚焦人的感受、改善人的生活、提升人的能力，从而构建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经济生命周期和社会发展周期。 在浙江的实践中，这种投资于人的思维已清晰落地。杭州未来科技城能从一片农田快速跃升为创新高地，关键不在于引进了多少龙头企业，而在于率先构筑起吸引与滋养人才的“雨林生态”。政府早期投入的不仅是园区与实验室，更是宽容失败的制度环境、便捷的生活配套和“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服务理念。这些着眼长远的举措，为未来十多年的产业升级预先储备了人才根基，也生动诠释了“投资于人”作为最基础、最战略性投入的深刻内涵。 二、投资于人≠投资民生 投资于人常被简单理解为增加民生福利支出，如提高养老金、发放补贴等。这些“分好蛋糕”的措施固然重要，但投资于人的关键，更在于提升人“做大蛋糕”的能力。不仅要让人“过得安稳”，还要让人“变得更强”“吃得更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比如就业问题，当前就业市场正呈现结构性矛盾：一方面青年群体感到就业压力，另一方面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却面临“招工难”。破解“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难题，就得靠投资于人。 “十五五”规划建议在强调“培育拔尖创新人才”的同时，也提出“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近年来，不少本科毕业生到职校回炉，“本升专”现象折射出产业升级对高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像浙江、江苏等省份已出台政策，支持面向未就业大学生开展技能培训，提升其竞争力。 投资于人还具有突破内卷式竞争、激活内需的战略意义。有人说，通过政府引导，推动经济向“服务化”“人本化”转型，能创造难以被技术替代的新就业。比如银发经济、托育服务、文旅体育等，这些产业都以人为中心，需要人的专业服务和情感投入，就业空间大、价值也高。 在笔者看来，当更多劳动者凭借硬实力进入更广阔的赛道，获得更体面的收入，他们就能从“内卷的参与者”转变为“新需求的创造者”，我们的经济发展也将更好实现依靠人才质量和创新驱动。 三、投资于人既要见“人”也要见“物” 有人认为，注重投资于人是不是意味着要缩减对基建、产业、工程等有形之物的投资。其实，“物”与“人”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提出投资于人的政策导向，并非转移“投资目标”或削弱“物质方面”的投资，而是倡导用好系统思维，让物的投入有效托举人的发展，让人的进步持续牵引物的迭代，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循环互促。 “人”的价值发挥始终离不开“物”的积累，比如高质量的医疗保障需要充足的床位供给和医疗仪器，高水平科研成果的产出离不开条件良好的实验场地和设备。 同时，对“物”的高质量投资将更好发挥人力资源优势。比如，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这些年陆续建设了超重力离心模拟与实验装置等国家大科学装置，及西湖大学、之江实验室等一大批高能级科创平台，3条地铁先后通车，便捷的生活环境和火热的创业氛围以及优质的营商环境，形成了强大的“人才引力场”与“创新生态场”，吸引了60多万名人才汇聚到这里。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当传统“物”的投资边际效益递减，“人”的投资“乘数效应”日益显现，更需要把“见人”和“见物”有机统一起来，才能实现“1+1＞2”的协同效应。 四、投资于人的收益不能用“经济”的眼光来衡量 以往以“物”为主的投资有比较具体的衡量标准，比如短时间就能看到数据变化的GDP，但在教育、医疗、就业、养老、住房、安全等领域的投入，却未必能在短时间内转化为经济增量，这就需要跳出单纯的量化视角，更多关注人的发展、社会公平、环境保护等无形价值的增量。 实际上，投资于人比投资于物更加考验当地政府的“投资眼光”。一方面，投资于人的背后可能潜藏着指数级的回报效益。在以创新驱动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下，高素质、创新型的人才队伍是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可以看到，梁文锋、王兴兴等青年创业者的创新实践，为浙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另一方面，人的可塑性、发展性决定了投资于人并非像修桥造路可以一次性完成，而是一个需要动态优化、持续调整的过程。例如，情绪消费、绿色消费、数字消费等多样化的消费需求，随着人的成长而不断升级，也带来了新的投资机遇。从这个角度来看，投资于人更像是养护一粒种子的成长过程，无法依靠既定的成长模式或参数实现一劳永逸，而是需要实时监测光照、土壤、水分等状况，并动态调整养护策略，从系统角度出发寻求治理之道。 五、投资于人不会立竿见影，而需久久为功 相较于“物”的投资，“人”的投资周期更长、稳定性更高。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美西方政策频繁调整，一个关税点的波动，就可能让一个行业甚至整个经济预期摇摆不定。在这种多变的环境里，过度依赖外部条件、追求即时回报的投资决策往往面临较大风险。因此，把“人”作为面向未来的长期战略重心，体现的正是我们沉稳而有远见的大国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作为与之同频共振的长远布局，投资于人不追求立竿见影的收益，而是注重持续和长期的积累，甚至在起步阶段就要不计较一时得失的持续投入，尤其是在教育、医疗、社保等关系民生根基领域。比如“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提到的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等，每一项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往往要花上几十年时间，效果才会真正显现出来。 再看西方，政策常常被选举节奏和短期民意牵着走，很难坚持长期主义。像德国之前计划推出的千亿欧元基金，虽然也投资能源、国防和供应链，但本质上更像是给现有产业“打补丁”“强防护”，重点在于解决眼前问题，而不是为未来铺路。 需要看到的是，人的成长与成才是一个“慢慢来”的过程，这就要求决策者有足够的战略耐心和长远的制度安排，能一棒接着一棒持续推动。这样做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把每个人的能力提上去、潜力激出来，既让人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也为国家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深层动力。 把投资“人”提到战略高度，不仅是为了在风浪中站稳脚跟，更是为了主动掌握自己的未来。只有沉得住气、持续投入、耐心培育，才能筑牢一个国家真正坚实而有活力的发展根基。
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 张金杰“内卷式”竞争作为一种低效率的不公平竞争，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先要厘清其理论渊源与运行逻辑。经济学中“内卷”一词来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的著作《农业的内卷化》，作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爪哇岛在荷兰殖民者主导下不断地进行农业的精密化生产，虽然填充了大量劳动力，但人均产出并没有增加，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今天我们讲的“内卷式”竞争，指的是经营主体为了维持市场地位或争夺有限市场，不断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却没有带来整体收益增长的恶性竞争现象。“内卷式”竞争给一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是资源配置的扭曲与效率的损失。“内卷式”竞争有其理论根源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内卷式”竞争可以被视为一种“囚徒困境”，即由于缺乏信任，即使合作是总收益最优化的策略，合作也难以实现，最终参与竞争的各方都受到伤害。在无序竞争中，每个企业都作出了看似理性的选择，不断压低价格，期望通过低价占领更多市场份额、获取更大利润，却导致整个行业陷入非理性竞争，企业利润不升反降。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内卷式”竞争也是“剧场效应”的体现，即当剧场里个别人站起来观看时，被挡住的其他观众也不得不站起来，最后大家都站了起来，所有观众的观看效果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差。与此十分类似，当行业里个别经营主体为短期利益采取恶性降价等激进策略，迫使其他参与者也不得不效仿跟进，导致整个行业竞争强度倍增而整体收益不增，行业发展条件出现恶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内卷式”竞争本质是市场失灵下的资源错配，当所有经营主体的收益改进空间消失，经营主体便陷入了低水平均衡困境，只能在有限市场中进行同质化竞争，最终使得社会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降低。市场竞争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可一旦竞争过了头、越了界，演变成“内卷式”竞争，就会扭曲市场机制、破坏市场公平，导致过多资源、要素投入低效竞争，抑制了创新活力的释放，阻碍了供需间高水平动态平衡的形成，造成诸多负面影响。作为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内卷式”竞争的形成具有多维性和复杂性。供需失衡是导致“内卷式”竞争的基础性诱因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生产能力。与强大的供给能力相比，当前我国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消费能力和意愿不强、有效投资增长偏弱。从统计数据看，2025年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9%，增速连续第五个月回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2.1%，下滑态势累计达37个月。1—10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1.7%。同时，由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外部需求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宏观层面的供需失衡导致部分行业需求疲软，企业短期只能在有限的市场空间内进行低水平竞争。创新不足是“内卷式”竞争形成的深层根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规模快速扩大，消费者对价格较为敏感，致使不少企业长期通过价格竞争开拓市场，发展模式路径依赖和短期主义倾向明显，研发投入不够，忽视品牌建设、服务提升，部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仍然不强。同时，我国不少行业发展进入成熟期，市场需求趋于饱和，新增市场空间有限，行业整体利润空间受到压缩，导致一些企业面对市场压力时，仍然倾向于采取传统竞争方式，习惯于打价格战，行业内部竞争持续加剧。此外，我国部分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不高，产业升级内外承压，加之延伸不足，更易引起产业趋向“内卷”。一方面，纵向分工不均衡，产业链整体创新水平仍处在中低端，多数企业集中在创新不足的环节，既造成供给能力过剩，又无法满足差异化需求和创造新需求，供需失衡下必然引起“内卷式”竞争；另一方面，横向拓展不充分，某一环节上不同企业之间的技术水平差异小，产品和服务多样化程度低，在市场需求有限的情形下，企业为了生存下去，进行降价促销甚至打价格战就难以避免。平台主导型商业模式强化“内卷式”竞争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趋势，在促进经济发展、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一些头部平台凭借对数据、算法、流量的垄断性控制，重构了市场体系。一方面，以算法取代传统价格信号，通过操控流量分配、搜索排名等隐性规则，将商户竞争焦点从“产品创新”扭曲为“流量导向”，形成“流量依赖—成本攀升—利润稀释”的路径锁定；另一方面，依托技术优势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通过定制化采购指令、定价干预及消费偏好引导，使不少中小商户沦为“数字化附庸”，限制了差异化能力。同时，在逐利动机驱动下，一些平台容易陷入“规模优先于盈利”的畸形发展逻辑，将大量融资用于价格补贴而非技术研发，使同质化竞争成为主要生存策略，导致“内卷式”竞争愈演愈烈。政府越位缺位加剧“内卷式”竞争有的地方政府政绩观、发展观出现偏差，违背经济规律和地方实际，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增长而搞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恶性比拼招商引资政策等，产业布局不科学不合理，导致个别行业产能过剩，加剧“内卷式”竞争。同时，地方政府不当干预导致本该退出的企业得以继续存活，盲目引导使得大笔投资、大批企业跟风追逐热点，加剧了同质化、低质化竞争。有的监管部门对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认识不足、跟踪不够，与之匹配的法律法规和监管体制机制不健全，导致无法及时纠正一些行业的无序竞争。今年以来，多部门密集出手，各行各业一起发力，打出精准“组合拳”，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取得积极成效。工业企业效益状况有所改善，2025年10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稳定增长，企业利润降幅明显收窄，制造业盈利改善尤为明显。重点行业生态显著优化，钢铁、有色、建筑材料等行业的产能治理与结构优化初见起色，产能利用率逐步回升；新能源汽车、光伏等行业主动强化自律，推动产品价格逐渐稳定；电商、外卖平台的商品定价渐趋理性，无序促销现象明显降温。多元协同治理体系日益健全，政府部门引导、行业协会牵头、龙头企业示范的协同格局基本形成，引导竞争朝着更加健康有序方向发展。法治保障不断夯实，修订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推动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推进修订价格法，针对性提出“反价格内卷”条款，适应了我国新形势下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需要。肯定治理成效的同时，也要看到，“内卷式”竞争具有复杂性，综合整治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久久为功。当前，部分传统行业仍深陷“低质循环”。受市场增长空间所限，一些传统行业企业继续采取低价促销手段，同时以牺牲产品质量的代价降低成本，仍未走出低质低价的恶性循环。部分新兴行业仍面临“潮涌现象”。一些新兴行业虽处于快速发展期，但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引导，导致大量企业涌入同一赛道，易造成产能过剩的问题。平台行业仍存在“规则操控”。个别头部平台利用市场优势地位，单方面实施不公平协议、算法歧视、流量挟持及非理性补贴等行为，扰乱行业生态，造成多输局面。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多措并举、协同发力深化制度保障，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推进“五统一、一开放”，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堵点卡点，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为优化资源配置、扩大内需、缓解同质化竞争提供制度保障。持续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优化完善政府政绩考核体系，健全政府不当干预市场竞争行为治理规则，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清理行业壁垒，打通区域“小循环”，畅通释放内需潜力的“大循环”，为企业创造更加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发展环境。巩固动态平衡，供需两侧协同施策稳根基将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供给和需求达到更高水平均衡。在需求侧大力提振居民消费，要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投资于人力度，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切实增强居民实际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同时，优化消费环境，加快清理限制性措施。在供给侧持续深化结构性改革，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分类开展行业治理，大力推动重点行业产能治理，以高质量的供给适配不断升级的需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此外，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努力稳定和拓展外需市场，助力企业走出“内卷式”竞争。强化创新引擎，提升价值创造与竞争层次全面把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要求，鼓励各地立足实际探索差异化创新发展路径，构建未来产业投资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规范发展、传统产业优化提升的体制机制，大力促进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提升整体创新水平。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企业突破低端产能扩张的路径依赖，从“卷价格”转向“优价值”，在标准制定、技术原创、品牌输出等方面积极作为，培育品牌价值、服务体验、技术迭代的竞争新优势，实现由数量扩张向质量跃升的根本性转变。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支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促进人才向企业流动，强化产业补贴的技术创新导向，限制针对产能扩张的补贴。严明规则防线，强化监管执法维护公平竞争。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强化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企业无序竞争的合规引导和监管规范，严厉打击恶意比价、虚假宣传、商业诋毁等市场乱象，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适应市场发展趋势、创新监管方式，加快推进跨部门跨区域协同联动执法。加强对平台“内卷式”竞争的治理，重点规范平台企业在市场准入、价格制定、流量分配和交易条款等方面的行为，防止无序竞争挤压优质产品生存空间，推动平台经济与实体企业的良性互动和协同发展。激发内生约束，健全行业自律与社会责任体系。建立健全行业治理体系，完善传统产业行业协会职能，补上新兴业态行业组织空位。支持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完善自律机制，强化标准、公约和规范建设，引导行业企业树立“卷价格不如卷品质”的观念意识，自觉抵制恶性竞争。强化大型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中小企业竞争优势，全方位构建行业发展的健康生态。同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引导企业着眼长远，专注创新与价值创造，勇于开辟新赛道、拓展新市场，推动企业迈向规范、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内容系原创，转载请注明来源：求是网）
守正创新做好新时代新闻宣传工作
新闻宣传是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在举旗定向、澄清谬误、明辨是非，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做好新时代新闻宣传工作，要在守正、贵在创新、重在实践，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导向为魂、内容为王、创新为要，改变传统的新闻宣传模式，创新新闻创作方法手段，做到“三贴近”“接地气”“下基层”，创作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持续强信心、聚民心、筑同心。增强新闻舆论“四力”。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是检验和衡量新闻舆论工作动力、作用和效果的核心指标和重要参数。要坚持党管媒体、党管舆论，切实增强新闻舆论公信力，必须强化党性原则，把讲政治守规矩贯穿到新闻舆论管理全过程。在传播格局、舆论生态深刻改变的背景下，要提升舆论影响力，关键是发挥好主流媒体作用，让主流声音始终占据新闻舆论的制高点。要切实加强科学宣传引导，有效提升新闻舆论引导力。根据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根据新闻价值和社会效果设置报道议题，精心策划重大主题报道、典型报道等。要敢于挖掘现象背后的事实真相，善于提炼理性深刻的思想火花，在增强吸引力中提升影响力。要精准把握群众需求，聚焦时事热点、社会问题和思想潮流，全方位、多角度进行分析报道，在增强针对性中提升影响力。推动新老媒体融合发展。随着形势发展，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方法、手段、业态、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紧跟时代步伐全方位加强传播力建设，拓展传播渠道、创新传播方式、提高传播能力，有效提升新闻舆论传播效能。新闻的创新是全媒体时代“融合意识”为主的创新，这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复合型”能力要求，无论是“策、采、编、发”的生产流程，还是“报、刊、网、端、微、屏”的分发过程，都需要练就“十八般武艺”。要坚持以融媒体建设为重点，深入推进平台、人员、管理和价值融合，重塑组织架构和生产流程，打造形态多样、手段先进、竞争力强的新型主流媒体。新闻的创新还是包含着“精品意识”的创新，思想性是新闻精品的特质，没有思想再好的表现形式，都难以吸引读者，产生共鸣。互联网时代，唯有精品才能占领主流舆论阵地，要坚持以“匠心精神”打造有品质的新闻作品，创新表达形式深层打磨，以精品佳作讲好故事，不断凝聚思想共识筑同心。练就新闻宣传过硬本领。好的新闻作品，紧扣时代脉搏，贴近群众，回应关切。要成就一个好的新闻宣传，新闻记者的构思要独特、策划要严谨、表现要新颖。在挖掘新闻线索的过程中，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要善于用自己的笔、自己的镜头、用群众的语言，采写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文章，创作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力量的精品，奏响时代强音凝聚民心。在采访报道选题策划不仅要接地气，而且还要学会把握“度”，就是说活动意义要大，切入点可以小一点。在策划选题的过程中，要多去基层挖掘新闻，可以采用讲故事的方式，用生动的语言，再现新闻事件，这样观众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永煤公司城郊煤矿 李连清）
宁波银保监局办公室关于近期疫情防控工作有关情况的报告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近日，宁波银保监局新冠疫情核酸或抗原阳性人员增加，部分人员已出现发烧等症状，感染人数呈上升趋势。宁波银保监局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一、基本情况截至2022年12月19日13时，宁波银保监局近200名干部员工中核酸或抗原阳性以及出现发烧症状的有81人（含聘用、劳务派遣、挂职借调等具有管理关系人员）。其中，162名在编干部中核酸或抗原阳性48人，出现发烧症状17人。劳务派遣、挂职借调等人员中核酸或抗原阳性12人，出现发烧症状4人。 为保障正常办公运转，宁波银保监局已启动轮班制。本周，5名局领导有3名在岗（纪委书记外地办案），局机关各部门落实AB岗轮班预案，尽最大努力保运转。二、采取的主要措施（一）保障基本办公运转12月14日，宁波银保监局向局机关各部门发布《关于切实做好当前疫情防控相关工作的通知》，做好员工大面积感染应急准备，推动局机关各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制定AB岗轮班工作预案，由AB岗人员轮流到局里上班，特殊情况下驻守在岗确保各项工作不中断。12月19日起，宁波银保监局已启动轮班制。（二）加强干部健康管理一是做好健康管理教育。教育引导干部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持续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履行防疫责任，科学佩戴口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保持安全社交距离，上下班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切实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二是落实监测报告机制。建立疫情感染报告制度，推动全局干部主动做好个人和共同居住人的日常健康监测，一旦出现疑似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症状，或核酸检测或抗原检测结果异常，第一时间向所在部门和局办公室报告。三是做好康复后管理。要求干部或共同居住人感染阳性的，立即开展居家治疗，做好感染者服药、量体温、开窗通风、抗原自测、清理污染物等居家康复相关措施。身体康复后，符合相关标准方可返岗上班。（三）落实办公场所防控措施一是加强人员出入管理。主动服从属地管理，根据市防疫办要求做好“两天一检”核酸检测工作，进入大楼配合做好扫码验码等工作。核酸检测及查码要求已于12月19日放开后不再要求。二是严格带好口罩。督促全体在岗干部上班期间全程佩戴口罩，特别在电梯、洗手间，会议室等公共场所。三是严格用餐要求。12月19日前局食堂采用单边就座和分批用餐的机制，12月19日后采取每日统计用餐人数，打包带走用餐的机制，减少用餐感染风险。四是加大清洁消毒力度。定期做好办公场所日常卫生清洁和消毒工作，充分做好阳性感染者所在办公场所的消杀工作。五是加强会议和来访管理。疫情感染风险大的特殊时期尽量不召开会议，召开会议严格按照“谁组织，谁负责”原则，参会人员应符合健康要求。局机关尽量减少接待外单位来访人员，接待来访应提示相关人员全程佩戴好口罩，并尽量缩小活动范围。（四）加大对干部的关心关爱力度一是采购发放防疫物资。在日常发放口罩、消毒液的基础上，针对性采购发放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满足干部员工自我检测需求。二是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在局内网、微信群等平台发布个人防疫手册、混管阳性单采点、居家感染者康复指南、“阳康”返岗指南等内容，宣传防疫知识，做好心理疏导。三、下一步工作下一步，宁波银保监局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疫情防控和监管工作，以慎终如始的态度应对干部员工大面积感染的情况，以必胜信心打好打赢疫情防控“总体战”。 宁波银保监局办公室 2022年12月19日
来源：澎湃★★★★★我们应该对中国2021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有一个比较客观、准确的认识。2021年中国GDP增速8.1%。如何看待这一经济增速？不难推断，如果扣除基数效应，2021年的经济是运行在低于2019年6%的水平的。在假定不发生疫情、2020年正常增长的情况下，2021年GDP的增速恐怕就要低于5%。所以，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速是低于“潜在经济增速”的。虽然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有多少我不知道，而且我也不相信任何人知道，但从产能利用、物价和就业水平等方面来看，可以认为多年来中国经济是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是处于低通胀甚至是通货收缩状态的。没有通货膨胀，甚至出现通货收缩，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是可以进一步提高的。永远不要忘记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这一至理名言。没有发展，什么都谈不上。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也完全可以说，“增长是硬道理”。增长不是一切，但没有增长就没有一切。我们当然应重视“增长的质量”，但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脱离增长就谈不上高质量。在现实中，如果经济低迷，则结构改革、技术创新和共同富裕等工作的推进就都会变得十分困难。经济学界在讨论是否应该争取获得一个较高的增速时存在着许多重要的方法论错误。我想简单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例如，有观点认为，中国面临很多结构性问题，较高的增速不现实。什么是结构性问题？没有明确定义。我们习惯上把宏观经济之外的所有问题统称“结构性”问题。可以说，“‘结构’是个筐，所有东西都可以往里装”。宏观经济之外的所有的问题，都被同一个词装进去了。“结构性”问题的单子可以开得非常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问题在于，许多人用结构性因素笼而统之的来解释我们某个具体年度，甚至具体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用这样或那样的“结构性”因素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必然是7%、6%、或5%。这种以抽象的原因直接推导具体结果的思路在逻辑上是完全错误的。“结构性”因素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但不能用来解释年度和季度经济增速的差别。中国2010年第一季度是12.2%，从那时开始就在下降，几乎是每个季度都要下降。如果从12%降到10%这是结构性原因造成的，我们可以接受；那么，从10%降到9%呢？从9%降到8%呢？从8%降到7%呢？从7%降到6%呢？现在又向着5%的方向下降了，是不是还要用同样的结构性因素来解释呢？为什么就不能用某种宏观经济政策来解释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有四点评论。第一点，所谓结构性因素一般来讲是慢变量，是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以集腋成裘的方式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而对于每年、每季度GDP增速，这些因素的影响是极其微小的。尽管其在几十年中的累积的影响可能很大，但一般而言，在每年、每季度中是很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第二点，“结构性”因素数量庞大，同时影响经济增长。总的来讲，在给定的时期内，单个所谓“结构性”因素对GDP增长的影响是微小的。第三点，结构性因素是可以互相抵消的。比如人口老龄化，但其他因素，例如技术进步也在发挥作用。由人口老龄化推导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低于6%或5%是没有道理的。第四点，宏观经济讨论的是短期问题，考虑的时间长度是年度、季度甚至月度。在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和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是要假定“结构性”因素给定的。做短期分析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消费、投资、净出口等具体因素。例如，消费增速减少了，为什么减少？同什么因素有关？这样倒推回去，可能会涉及一系列长期、结构性因素。找出这些因素，有助于判定消费变化的趋势和运用宏观经济政策与其他政策影响消费的可能性。关于刺激消费的问题。2020年初很多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发放政府补贴提振居民消费。经济理论告诉我们，消费受现实收入以及收入预期的影响。如果我们不能够首先提高经济增速、使居民的收入增加，并使居民改变增长预期，实现消费增长就会比较困难。最近中央提出“稳增长”非常及时。在目前的语境下，“稳增长”应该是遏制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跌。我特别赞成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哲学：我也搞不清楚结果会是什么（当然大方向是清楚的），反正咱们先试试看。这种开放式思维方式是很成功的。事实是：有些决策者可能不懂经济学，但他们管经济比懂经济学的人管得好。尽管中国过去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依然维持了40年10%左右的经济增长。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经济发展规律了解得非常少，必须抱着非常谦卑、随时准备纠正错误的态度来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经济增长目标的确定应该建立在经验-试错的基础之上。如果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导致通货膨胀失控、金融脆弱性严重恶化，就需要降低经济增速目标。如果通货膨胀并没有失控，金融脆弱性并没有那么严重，就应该采取更具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争取实现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速。我的核心观点是，中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开始基本上是逐季下降，2019年已经跌到6%。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总之，只要不存在通货膨胀失控的危险，只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我们就应该把经济增速定的尽可能高一些。增速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地缘政治问题。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上升，我们在下降，增速差距正在缩小；印度的增速已经连续两年超过中国。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能无视。中国政府还是应该为2022年经济增长确定目标。当然，这个目标是引导性的，不是指令性的。必须有个目标，没有增长目标就难以制定具体政策。实际上，每个部门、各级政府都有一个隐含的目标，只不过没明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公开设定目标？没有统一和明确的增长目标，各个政府部门和各级政府就难以协调行动。在确定目标之后，我们用试错的方法尝试去达成目标。如果目标确实无法实现，我们再退回来也不晚。维持一定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是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手段。应该可以根据历史数据和经验制定明确的增长目标，中国消费、投资、出口所需要实现的增速。宏观经济变量中的大部分是内生的，只能根据一定假设去预测它们的增长速度。但是，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基本上是可以由政府控制的。因而，可以根据不同的有关消费、投资（扣除基础设施投资）、出口增速的假设，计算出为了实现给定的经济增速目标，基础设施投资应该保持的增速。2021年中国基础设施同比增速仅为0.4%，而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一般保持在20%左右，也远低于新冠疫情前3.8%的年增速，甚至不及2020年0.9%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顺周期下行，又如何不能拖累GDP增速呢？在经济持续下行、预期不振的情况下，推动经济增长只能主要依赖基础设施投资，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的提高创造“挤入”效应，带动制造业投资，并通过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基建投资没有收益的说法也是片面的。在正视既有问题、提高投资效益的同时，必须看到，基于基础设施的功能与性质，基础设施投资的成与败不应完全或主要以商业回报来衡量。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特殊重要的作用。中国房地产投资在GDP中的占比是全世界大国中最高的国家，中国房价的增速是全球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房地产的主要问题是资源配置问题，且难于判断房地产是否有全局性的严重泡沫。本轮房地产调控确实存在时机选择、一刀切等问题，应该调整，但也要避免突然改变方向，造成市场的震荡。2022年中国应该执行更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要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经济过热时期，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发挥作用。在经济下行期间，由于“流动性陷阱”之类问题，尽管中央银行可以且应该通过降息等方式缓解企业和居民财务困难，刺激经济增长，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会受到极大制约。即便增加信贷、降低利息率，企业和居民的贷款需求可能也不会有很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可以通过支持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方式发挥作用。如果大幅度增发国债，国债利息率必然上升，并进而导致金融体制中各类利息率不同程度的上行。这时，降息等扩张性货币政策措施就可以降低国债发行成本，支持扩张性财政政策作用。如果国债市场对国债需求不旺，中央银行完全可进场（二级市场）购买国债，活跃国债市场、降低国债成本。在这方面中国有足够的政策空间。毋庸赘言，宏观经济政策的成败，不仅在于设计，而且在于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度环境、政治生态。【余永定：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来源：海派财经秦朔 | 文 转自秦朔朋友圈 ·增长也是硬道理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头，即经济增长如何回归正常轨道，确保运行在合理区间。很难说百分之几就代表正常与合理。但放长来看，在2011年中国经济增速9.3%的基础上，2012～2015年进入7时代，2016～2019年进入6时代，2020～2021年进入5时代（两年平均5.1%），今年一季度进入4时代（4.8%），增速缓缓下移，可能从量变到质变，这一趋势是堪忧的。2016年《人民日报》引用权威人士观点指出，“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现在看，L的这一横正在下移。就我的理解，“L型”强调的是，没有发展的增长、靠加杠杆刺激的增长，是低效、无效甚至负效的，隐患很大。所以要告别GDP崇拜，不盲目追求速度，而把经济金融稳定、防风险、调结构等等，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但近年来一些新的情况提醒我们，没有增长的发展也是无根的。没有一定的增长，内卷就会不断加剧，机会就会不断减少，政府也没有力量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所以不增长本身就是酝酿风险。经济活力来自经济人的动能。凯恩斯最早提出“动物精神”，“我们大多数决策很可能起源于动物的本能——一种自发的从事行动、而不是无所事事的冲动；它不是用利益的数量乘以概率后而得到的加权平均数所导致的后果”。他认为，“我们积极行动的很大一部分来源自自发的乐观情绪”。换句话说，自发的内在冲动是市场主体之必须。如果抱着无所事事的态度，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或一切都要事先算好，不敢闯不敢试，那他们就不是野生动物而是圈养动物了，那样的原野怎能不暮气沉沉？再从政治角度看，中国经济需不需要努力追求增长呢？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到2035年，“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中央对建议的说明中，进一步指出，“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多位经济学家据此测算，按到2035年人均GDP翻一番计算，要求未来15年GDP实际增速年均达到4.8%左右。中国经济过去有过一段“保8”的时间，即努力保持GDP增长8%以上。现在能不能提出“保5”？今年是“十四五”第二年，如果现在都没有“保5”的决心，往后基数越大增长越难，估计很快滑到和发达国家差不多的速度也是有可能的，而我们的人均水平只有他们的几分之一。如果那样，就不只是“未富先老”，还是“未富先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发布的最新《全球经济展望》，预计今年美国GDP增速为3.7%，日本为2.4%，中国为4.4%。中美速差已经收敛到不到1个百分点。林毅夫测算说，“如果我们的人均GDP（购买力评价指标）增速每年比美国高2.5个百分点，那么到2050年大概就可以达到美国的50%；如果高1.5个百分点，那么要等到2070年；如果只高1个百分点，那么还要等到2090年”。他的结论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就不得不加快发展。经济学家余永定在其文集《太阳之下无新事》中指出，回顾过去20余年中国宏观调控的历程，“所有这些经验教训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增长是硬道理”；增长不是一切，但没有增长就没有一切；我们当然应重视“增长的质量”，但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脱离增长就谈不上高质量。在现实中，如果经济低迷，则结构改革、技术创新和共同富裕等工作的推进就都会变得十分困难。经济没有增长，国家就没有未来。增长并不容易中国经济当然有着坚实的基本面和回旋空间。但也要客观看到，今天要让增长回归正常并不容易，必须依靠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紧迫感方有可能。目前我国拥有8.8亿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年龄38.8岁，有评论将此作为中国人口红利依然存在的依据。但如果知道2011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4亿左右，10年之间下降了近6000万，就会明白人口红利是一个昨天的故事，已有很大衰减。再看年龄，印度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8.4岁，比我们年轻10岁。当然，年轻未必就是优势，因为年轻的人口还要和教育、产业、社会流动的自由度等因素结合起来，才能转变为红利。但中国人口的结构性变化对增长不利，无疑是确定的。人们常说，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是中国经济的坚强支撑。但现在的情况是内需的增速远远赶不上外需，尽管外需的增速已在明显下降。今年1-4月，我国出口同比增长12.5%，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则同比下降0.2%，就连增速最快的网购也只是同比增长了5.2%。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与全球化深度依存。但在地缘经济分裂风险上升、经济一体化被各种限制因素所困的背景下，昔日的大风口也被一道道阴影笼罩。国际货币经济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今年4月指出，“世界经济正在分裂为拥有不同贸易和技术标准、支付体系和储备货币的地缘政治集团。这种巨变将带来痛苦的调整成本。供应链、研发和生产网络将被打破并需要重建”。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时，各国领导人在战争阴影下齐聚一堂，共同展望一个更加光明的世界，而今天，“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可能是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框架的最严重挑战”。把里里外外的情况盘点之后就会明白，“保5”很重要，“保5”不容易。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团队2020年所做测算已经显示，按照目前的经济结构、资源禀赋以及发展趋势，在基准情形、谨慎情形、乐观情形下，中国2020～2035年的平均潜在增速分别为3.76%、3.17%、4.36%，2020～2025年的平均潜在增速分别为5.12%、4.67%、5.64%。即无论哪一种情况，如果不做大的改革、大的重构和大的战略调整，都很难完成2035年翻番的要求，即年均增长4.8%左右。显然，要实现已经明确的战略发展目标，中国经济需要一次新的激活。凝聚共识，共克时艰，激发众智，众志成城。人民大学当时提出的四项改革是：实现新技术红利；构建第二轮制度红利；推进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力资源红利；构建新一轮全球化红利。他们预测，只要对要素市场改革进行75%的深入改革，未来15年年均增速可以提升0.72个百分点，达到5.03%；如果要素市场改革进展到90%，那么潜在增速将提升2.4个百分点，达到6.6%左右的水平。我每年都去几次农村调研，深感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如交通通讯）越来越好，但要把资本、人才、市场、管理、技术等要素更流畅、更充分地引入乡村，需要在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经济权利的法治保障方面来一次深刻变革。否则，无论是乡村振兴的可持续，还是农民工的市民化都很难实现。何以解忧？唯有深化改革。改革要以市场化+法治化为主线经济压力重重，但出路就在脚下。只要理性客观地厘清问题，真抓实干积极行动，就能扭转被动，续写增长。这里的关键是，要对经济增长的原因有准确和透彻的认识。2008年，世界银行发布了由两位诺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和迈克尔·斯宾塞牵头的《增长报告——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报告研究了二战之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记录，发现只有13个经济体实现了25年或更长时间每年平均达到7%或更高的增长率。7%的增速意味着，一个经济体的经济总量每10年翻一番（按不变价）。这13个经济体是：博茨瓦纳、巴西、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泰国和日本。其共性有5条：对全球经济的开放融合、稳定的宏观经济形势、高水平的储蓄和投资、良好的市场激励机制、高效的政府。报告牵头人之一斯宾塞说，在所有实现高增长的13个案例中，中国大陆是增长幅度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但几十年以前像这样的经济成就被认为不可能实现，分析家们每年都观察到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并对其增长过程的稳定性不断产生质疑，“但我们都错了”。以报告总结的5条共性看中国，特别重要的是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因为这两条在1978年之前基本不存在，是最关键的变量。林毅夫1992年发表的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农业增长》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以前，中国农业增长十分缓慢，谷物生产和农业产出仅仅勉强赶上人口增长，这一沮丧的图景在1978年后发生了变化，1978～1984年的总产出增长为42.23%。在各项改革中，从生产队体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显然是最重要的，仅制度改革一项就使产出增长了约46.89%，大约相当于要素投入增加的总效应。显然，比起要素投入（如化肥），旨在激发农民积极性的制度变革更为关键。有更多产出，就会有商品交换的需要。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这一句“不得乱加干涉”，保住了农民的经济权利，也开启了农村商品市场的发展。农村经济改革见效后，城镇经济体制改革继之而起。1979年国家提出恢复和发展个体工商业，1980年12月颁发了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1982年发展和保护个体经济被写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经济增长是怎么来的？从农村和城市最初的发展起点就可看到，是通过政策和制度的激励，让无数市场主体涌现出来，在阳光下奋斗，展现市场生机。这里不再具体梳理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政策、制度、法律演化过程，结论非常清楚，要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市场主体必须安心放心，“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2018年采访新希望集团创始人刘永好时，他说他们四兄弟1982年创业，为了确保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拉社会主义后腿”，找到新津县委书记钟光林，问回乡创业“要不要得？”钟光林说：“没啥子问题嘛！但你们要带起10户专业户。”1982年，新津县委县政府破天荒地召开了万元户表彰大会，喊出“恭喜发财”的口号，向被表彰对象奖励凤凰牌自行车，车头奖牌上写着“做勤劳致富带头人”，推车走在街上感觉特别光荣。1990年前后有一股“姓资姓社”的争论，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数量下降了很多，到处都在卡他们。刘永好兄弟又去找钟光林，说把企业交给政府算了，只希望他们还能当管理者。钟光林说，我也说不清“姓资姓社”，但你们在农村，用科技帮助农民，这没有什么大问题，你们悄悄干，不要说话，我也不找你麻烦。就这样，“希望”延续了下来。这些三四十年前的故事说明，让民企“离场”并不难，民企在压力下有时也会想“离场”，难得的是让他们不离场，让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创业者精神在场上永续。这不仅要靠政策和开明官员去落实，更需牢固的法治来保障。经济学家周天勇最近在做一项研究，主题是“以市场化改革稳定增长速度把中国建设得更好”。他说，搞清楚经济奇迹的来源对于改革与增长的部署意义极其重大，而推进市场化改革来释放生产潜能和财富价值，是历史已经证明可行、成功和正确的道路。根据他的测算，改革和创新形成的TFP（全要素增长率）增长占中国GDP增长的36.70%，其中改革TFP增长占GDP增长的26.18%。周天勇提出，目前中国的要素配置仍然存在着二元体制扭曲，如果同过去一样，设计、安排和落实大力度的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坚决从计划行政和市场配置二元体制并存，朝着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并轨”，将会形成又一波经济增长，释放和发展生产力，并且改善收入分配、提供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进入一个“居民富裕、社会繁荣和国家强盛的时代”。坚持市场化改革不动摇，加快市场法治化建设，经济动能就会从你想不到的地方涌现出来。快不忘好，走向世界这篇文章强调增长是硬道理，指出中国增长的内外部环境没有以前那么畅顺，因此更要时不我待，通过市场化改革和法治化建设，激发潜能，让经济重回增长轨道。而对微观的企业家来说，还要提醒，快，不能忘了好。加快发展，要的不是“萝卜快了不洗泥”，而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好的发展。简单重回固有模式，越想快，很可能越会摔趴下。上周我作为独立董事参加一家上市公司的培训，律师一上来就说，曾任广州市工商联主席的一位上市公司董事长因为2016年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已经被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局立案调查，对其取保候审。当年他在筹划员工持股计划时，事先向自己好友的银行账户中汇入巨款，在资金到位、账户开设后先行买入自己公司的股票，然后再向市场发布预案公告。我了解这家企业及其董事长，是一家很不错的科创企业。但过去相当长时间，诸如此类的法定约束，在很多企业老板那里都不重要，是“洒洒碎”。最终摔了个大跟头。很难想象这样的企业能成为伟大的企业。最近刚好在看《发明：詹姆斯·戴森创造之旅》，是戴森创始人的自述。1983年，经过4年创造和测试，失败5126次后，詹姆斯·戴森在家中的老式马库里成功设计出了气旋吸尘器原型机。如今戴森已是一家世界级的发明驱动的科技公司。坚持不上市，每年大量投入新产品研发，追求新的和更好的产品；不外包，自建工厂，生产核心零部件；自建大学，培养工程师。走长期主义道路。戴森说：“我们走的是朝圣者的苦旅，而非迈向成功的捷径。”在我看来，这就是企业家、工程师的基因，他们热爱技术与设计，而不是天天想着赚快钱和套利。这应该是我们对标的标杆。中国经济需要一次新的激活，中国企业家也需要一次对自己的激活、刷新。改革开放40多年，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市场上磨砺出的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和核心能力（包括供应链能力、极致成本效率、快速灵活响应能力、贴近客户能力等），才是企业家群体最宝贵的资本。未来的选择应该是，以这种能力资本为依据，以中国/世界，增量/存量的维度，重新思考事业边界，重新出发：在中国，所处的是欣欣向荣的增量市场，该怎么办？在中国，所处的是总量见顶的存量市场，该怎么办？走向世界，中国能力和资本在哪些地方有用武之地？亚马逊全球开店的数据显示，过去4年在亚马逊完成品牌注册的中国卖家增长了40倍，涌现出大量年销售额几千万、数亿乃至几十亿的源自中国的品牌。这是中国供应链+数字化+创新的结果。这些年的全球市场，不仅“科技+消费”的中国智造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且像Tiktok、Shein、Shopee等和中国有连接的新兴平台已经成为现象级的商业传奇。这都是中国能力的证明。前几天我和一些企业家在线交流时说：“建设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是政府的天职，对此不断呼吁是学者和媒体的天职。而对企业家来说，无论是风和日丽还是二万五千里长征，天职就是永无止境地提升竞争力和创新能力，这也是本分。如果觉得中国市场不够了，不稳了，那就走向世界，也不要浪费了改革开放几十年长出的一身本领。我们的祖辈那么困难都敢于下南洋，今天反而没有出去闯荡的勇气了吗？”我的一位老师说，过去几十年中国奇迹，是9个字，天帮忙，人努力，不折腾。现在我们依然寄望未来，不折腾，人努力，天帮忙。世界很大。无论如何，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人努力，天也帮。靠山山会倒，靠水水会倒，靠自己永远不倒。都是老话，与君共勉。
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谈2022年浙江经济工作
来源：学习强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的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从5个方面阐述了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我们党践行初心使命、夯实长期执政根基的重大问题，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题中之义，是事关未来的大变量，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答题。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精神，总结2021年经济工作，部署2022年经济工作，不断开辟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新境界，以优异成绩为全国大局多作贡献，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充分肯定2021年经济工作成绩2021年是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一年来，我们面对世界变局和世纪疫情的叠加冲击，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新要求，特别是面对建党百年、“十四五”开局、共同富裕示范区起步的新形势，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突出“三个争先”，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育新机、开新局，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交出了改革发展靓丽成绩单，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经济恢复更加稳固。预计全年生产总值增长8.5%、两年平均6%左右。经济结构优化，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战略性新兴和高技术产业等增速均高于面上增速。内生动力增强，质量效益向好。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扎实开局。全面部署示范区建设，初步构建共同富裕的话语体系、目标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评价体系，省委社会建设委员会挂牌成立。系统谋划扎实推进重大改革特别是扩中提低改革，制定40多项专题政策和方案。成立省委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咨询委员会。数字化改革纵深推进。“152”体系构架不断完善，数字化改革的理念、思路、方法、机制深入人心。探索推进“152”体系与“141”体系衔接贯通，涌现出一批实践、理论和制度成果，“七张问题清单”、浙江公平在线和浙江外卖在线等重大应用上线。发挥数字化改革总抓手作用，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系统集成、协同高效”转变。科技创新加快突破。战略科技力量显著增强，之江实验室纳入国家实验室体系，甬江、瓯江等省实验室挂牌，浙江大学新增院士5名。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有力，科技创新人才加快蓄积。研发活力持续迸发。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展现新作为。外贸快速增长，进出口总量跃居全国第三、又进了一位。自贸试验区高质量推进，获批建设大宗商品储运基地，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13年蝉联世界首位，成为全球第六大加油港，海洋经济势头强劲。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呈现新气象，长三角一体化扎实推进，“四大”建设深入展开，“一县一策”推进山区26县跨越式发展，农业“双强”行动开局，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推进。白鹤滩清洁电力入浙、三门核电二期等重点项目加快推进，建成南方首个核能供热示范工程。新一轮“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有力实施。低碳零碳试点加快推进。“五水共治”、生态修复持续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民生保障更加有力。高质量办好十方面民生实事，积极打造民生“七优享”金名片，全省城镇新增就业、帮扶困难人员就业超额完成全年目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达标率不断提高。扎实推进新冠疫苗全民接种工作。平安大局坚实稳固。一体推进平安中国和法治中国示范区建设，建党百年大庆等重大安保任务圆满完成，打赢防御台风“烟花”硬仗，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成效明显，重特大事故零发生、涉众型案件零暴发，基层治理现代化显著提升。成绩来之不易，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的结果，是全省上下埋头苦干、共同奋斗的结果。从浙江实践看全局，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的领袖力量、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无论形势多么复杂、无论任务多么艰巨、无论多大的惊涛骇浪，只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坚定不移遵循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指引，就一定能够巩固拓展高质量发展的大好局面，一定能够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一定能够以浙江之窗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回顾一年，浙江经济呈现出韧性强、活力足、质量高、潜力大的鲜明特点，我们对复杂形势下做好经济工作也有了更深的体会：一是增强“统”的功能，党建统领、整体智治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整体谋划、顶层设计，以数字化提升经济治理的智慧化，上下贯通、专班运作、争先创优，层层放大“滚雪球”效应。二是把住“稳”的大局，保持定力、识变应变落实发展第一要务、稳定第一责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复杂严峻挑战中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三是坚定“进”的方向，创新驱动、改革突破实施人才强省、创新强省首位战略，以改革破除制度藩篱，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四是打牢“实”的基础，做强实体、振兴实业坚持把发展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制造强省，引导资源要素更多流向实体经济。五是激发“企”的活力，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实施“三服务”2.0版，推动减税降费政策快速精准直达，大力支持浙商创业创新，扎实推进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六是提升“好”的水平，努力实现富民惠民安民坚持政府过紧日子、让群众企业过好日子，突出就业增收富民、公共服务惠民、平安建设安民，汇聚共建共享共同富裕美好社会的磅礴力量。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省发展中仍然存在不少短板和问题，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明显增多，需要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明确目标、把握关键，以政策的“实”和“效”实现发展的“稳”和“进”做好2022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稳进提质、除险保安、塑造变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竞争力提升、现代化先行和共同富裕示范取得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社会大局稳定，把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成效中，努力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为全国大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做好2022年经济工作，关键要把握3个方面：一要稳进提质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把稳住经济大盘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稳投资、稳工业、稳企业、稳预期，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增强市场主体信心，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放大特色优势，增强发展动能，培育新增长点，努力在严峻挑战中逆势奋进、赢得先机。2022年一季度、二季度在高基数基础上稳增长的压力大，发力点必须靠前。同时，稳进提质不是仅仅求稳，还要结构优化、质量效益提升。二要除险保安2022年大事喜事多，防控风险，确保安全和大局稳定是头号任务。要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打好防范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和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从严从实从细识别控制风险，保持社会大局平安稳定，高水平建设法治中国和平安中国示范区。三要塑造变革把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过程，转化为塑造变革性实践的过程，将新发展理念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全面转入创新驱动轨道，推动体制机制实现系统重塑，加快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做好2022年经济工作，要用好政策这个“船”和“桥”。对标对表中央政策，结合浙江实际、把握政策机遇、加大创新力度，打好稳增长政策组合拳，慎重出台有收缩效应的政策，政策发力要适当靠前，全面提升政策时度效。财政金融政策要精准直达用好省域中观层面的财政、金融政策工具箱，持续提升政策效能。财政政策要“四两拨千斤”。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强化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风险化解等支持力度。扎实开展专项债券项目储备行动，加大财政支持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力度。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体系，探索构建体系化、集成化的“钱随人走”制度体系。金融政策要精准滴灌。及时把中央稳健货币政策灵活适度的要求传导落地，深入实施融资畅通工程，给予再贷款再贴现、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中小银行专项债、直达实体经济金融政策倾斜。积极拓展直接融资规模，加快企业上市步伐。争取国务院批准一批金融改革试点，推动金融业做大做强。微观政策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把稳增长的重点放在稳企业稳主体上。一要在减负降本上持续发力。不折不扣落实减负降本部署，出台新一轮减税降费和降低融资成本、物流成本、用工成本等系列政策。二要在主体升级上加大力度。完善政策、梯度培育，深入实施“个转企”、“小升规”、“专精特新”、单项冠军、“放水养鱼”和雄鹰企业培育行动。三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打造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先行省，实施专利密集型和高价值知识产权培育工程，联动实施质量强省标准强省品牌强省战略。四要保障公平竞争。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动国企和民企共同发展、传统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均衡发展、大企业和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结构政策要畅通循环、优化供给一要完善提升制造业竞争力政策。实施新一轮“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推动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制定出台“专精特新”、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等政策举措。二要迭代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加快打造数字安防、集成电路、网络通信、智能计算、高端软件和智能光伏等数字产业集群，推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三要深入实施投资新政。抢抓政策机遇的窗口期，继续抓好省“4+1”重大项目，开展优结构、扩投资“1+9行动”，完善重大项目要素保障机制，用足用好能耗单列指标等国家政策。集中力量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全力推进海塘安澜、百项千亿防洪排涝、水库除险加固等重大水利工程。四要实施消费新政。支持各地发放数字消费券，推进内外贸一体化改革试点。制定新能源汽车、绿色家电等绿色消费支持政策。持续抓好数字生活新服务，建设新型消费中心。科技政策要增强创新动能一要制定实施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政策举措。迭代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四张清单”机制，深入实施“尖峰、尖兵、领雁、领航”重大科研项目，支持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和浙江大学、西湖大学、之江实验室、甬江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全面提升，支持宁波、温州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二要制定实施创新型企业培育壮大的政策举措。加快推出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政策，深入实施科技企业“双倍增”和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计划。三要制定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的政策举措。实施科技领军人才“白名单”行动，启动“百院千企引万才”行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知识价值导向的分配机制，健全科技创新基金体系。改革开放政策要发挥数字化改革引领作用一要迭代升级数字化改革。优化“152”体系架构，丰富场景、迭代应用，全面推进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业务流程优化、制度重塑、系统重构。加快省市县“152”体系与县以下“141”体系衔接贯通，打造一批管用实用好用、具有全国影响的重大应用。二要深入推进重要领域改革。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打造营商环境最优省；稳步开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率先完成国企改革三年行动，重点推进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混合所有制改革。三要深化“一带一路”重要枢纽建设。增强宁波舟山港硬核力量，争创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抓好自贸试验区建设，加快中国中东欧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推进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等建设。区域政策要注重优化空间结构全面落实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坚持海陆统筹、山海协作，以“四大”建设为主平台优化省域空间布局。一要完善增强大湾区引领辐射能力的政策举措。重塑海洋经济发展政策体系，统筹推进杭州湾产业带、甬舟温台临港产业带、义甬舟开放大通道联动发展，加快打造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推动开发区（园区）融合发展。二要制定实施大花园“串珠成链”政策举措。按照整体大美、浙江气质要求，支持衢州、丽水合力打造最美核心区，培育一批低碳城区（园区），深化诗路文化带建设。加快城乡一体化，深化城乡统筹集成改革，建成一批未来社区、未来乡村。三要完善3个“1小时交通圈”的政策举措。补齐重点地区交通短板，打造高品质的杭绍甬一小时通勤圈，提升综合交通领域数智化水平。四要完善大都市区能级提升的政策举措。持续唱响杭甬“双城记”，加强都市区之间的协同合作、错位发展。五要迭代升级山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设立“山海协作专项资金”，加大对山海协作、“产业飞地”、特色生态产业平台的支持力度。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线一要完善高质量就业政策体系。重点解决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问题，深入实施新时代浙江工匠培育工程和技工教育提质增量行动，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二要完善高质量教育体系。深入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建设，推动义务教育“双减”落实落细。三要实施卫生健康改革攻坚行动。持续深化县域医共体建设，实施城乡居民健康“三免费三惠享”行动，落实三孩生育配套支持措施。四要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全面建立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强化公办养老机构兜底功能、公益属性，切实解决好困难老年人兜底、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等问题。五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实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应保尽保，推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水平和待遇水平双增长，兜住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六要完善住房保障政策。重点解决大城市新市民、青年人阶段性住房困难。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满足合理住房需求，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着力抓好2022年重大任务学深悟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结合实际、系统谋划、加快落地，推动实现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2022年要抓好7方面重大任务：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我省承担着为全国探路的重大任务，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交给我们的光荣使命。2022年是示范区建设一周年，必须用好系统重塑的思路方法，找准突破性抓手，加快探索实践路径，确保形成一批有全国影响的标志性成果。一要在建设高质量就业创业体系上探索突破。深入开展激发创业创新活力集成改革，全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打响“创业就业在浙江”品牌。二要在完善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上探索突破。加快推动社保制度体系重塑，做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实施工作，创新完善城乡居保、商业补充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等制度，逐步缩小不同群体社保待遇差距。三要在扩中提低、缩小收入差距上探索突破。探索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安排，突出抓好扩中提低重点改革事项，加快构建有利于共同富裕的财税政策体系。四要在缩小城乡区域差距上探索突破。扎实推进“四大”建设，加快海洋强省建设，推动山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联动实施农业“双强”、乡村建设、农民共富行动，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集成改革和乡村集成改革，健全“两进两回”长效机制。五要在推进公共服务优质共享上探索突破。迭代升级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加快推进普惠性人力资本提升，做好高水平大学引育、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等工作；加快构建老年友好型、育儿友好型社会，完善全民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六要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上探索突破。加强舆论引导，让共同富裕新理念深入人心；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试点，健全高品质精神文化服务体系，打造江南特色的文化创新高地；实施全域文明创建工程，深化“最美浙江人”行动，培育“浙江有礼”省域品牌，加快提升全社会文明素质。扎实推进数字化改革、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一要着力建设三大科创高地。坚持“四个面向”，大力建设高能级创新载体，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扎实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在人工智能、未来网络、智能感知等领域自主创新取得突破。二要着力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部署基于IPv6的下一代互联网、领先的算力和新技术基础设施，加强大型数据中心建设，构建云边协同的算力服务网络，建设融合型智能化基础设施。三要着力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面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加快培育数字安防、集成电路等标志性产业链和数字产业集群，加快建设“产业大脑+未来工厂”。高质量举办首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加快建设数字自贸区，打造全球数字贸易中心。四要着力构建高效善治的数字化治理体系。重塑社会治理运行机制，加快建成“掌上办事之省”和“掌上办公之省”。加快建设高标准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多层次数字人才，创新新型组织模式，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生态。扎实做好亚运会亚残运会各项工作、确保圆满成功要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全面落实抓推进，确保实现“中国特色、浙江风采、杭州韵味、精彩纷呈”的办会目标，将其打造成为“重要窗口”和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标志性工程。一要彰显独特韵味。全方位打磨创意方案，确保开闭幕式精彩纷呈；打造高效办赛场景、便捷参赛场景、精彩观赛场景，以数字科技深度赋能智能亚运；开展“迎亚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深入挖掘宋韵文化、吴越文化等底蕴，全面展示新时代文化高地风采。二要推动城市整体提升。把亚运筹备与基础设施建设、城乡环境整治、城市能级和治理能力提升结合起来，加快轨道交通、城市道路等重点工程建设，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和国际化水平。三要强化服务保障。强化赛时赛事运行保障，优化志愿者服务，广泛动员群众参与，为各方宾朋提供安全可靠的全方位高品质服务。四要放大外溢效应。加强市场运作，挖掘和抢抓亚运机遇。加大外宣力度，向全世界全方位展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伟力，展示建党百年来中国的沧桑巨变，展示浙江的蓬勃活力和浙江人民的精神风貌。扎实推进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体系建设要提高站位、主动作为，推动关键性资源保障能力重塑，为全国大局多作贡献。一要坚持节约优先。推广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加快技术改造，推动地方实施用能预算管理，提高节约效率。二要加快宁波舟山港基础设施建设，突出重大项目建设。三要开展“粮食保卫战”。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良种研究推广力度，加快种业“卡脖子”核心技术攻关。加强省际粮食购销协作，支持企业在全球构建粮油购销体系，推进舟山粮食产业园建设。特别是要扎实稳步开展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整治工作。四要提升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扎实推进百个千亿能源项目建设，实施“风光倍增工程”，优化电力、天然气运行调度。扎实推进更加绿色低碳的美丽浙江建设一要切实抓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加快智慧低碳城市建设，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加强绿色低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倡导绿色低碳生活，重塑现代能源体系、绿色低碳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全面转型。二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提升生态保护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巩固提升治水治气治土治废治塑成效，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保护修复，严守饮用水水源地等生态保护红线，加强森林资源和野生动物保护，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三要全面实施城乡风貌整治提升和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行动。深入推进“百镇样板、千镇美丽”工程。四要推进美丽浙江建设机制系统性重塑。建立健全中央环保督察整改长效机制，以数字化改革提升美丽浙江建设整体效能，健全长三角生态环保协作机制，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统筹推进碳排放权、用能权、电力交易等市场建设，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机制。扎实推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要坚持规范和发展并重，推动平台经济治理系统性变革，加快打造平台经济现代化治理先行省。一要率先构建公平透明的规则体系。设置“红绿灯”，为市场主体明确规则、划出底线，建立资本并购预警防控机制，加大对初创企业、新兴平台保护力度。二要率先构建高效协同的监管体系。推动市场化法治化数字化协同创新监管，强化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强化电商新业态治理和规范，强化平台企业“信用体检”“精准画像”。三要率先构建规范健康的生态体系。推进市场主体准入便利化改革，逐步放宽融合性产品和服务准入限制，加大对各类经营者的金融支持力度。四要率先构建激发活力的创新体系。支持引导平台企业加强研发，发挥平台对传统产业的放大作用，加速模式、业态、产品和服务的迭代升级，激发平台企业创新创造活力。扎实推进重大风险防范化解要锚定平安护航党的二十大、杭州亚运会等大事要事，全面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放大风险识别与闭环管控新优势，确保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一要坚决维护政治安全。二要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风险。健全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迭代金融风险监测防控体系，守住不发生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三要狠抓公共安全和安全生产。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开展平安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常态化扫黑除恶，坚决“遏重大”“控较大”，全力防案件、防事故、保安全。四要完善风险闭环管控大平安机制。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和专项治理有机结合，推动实现维稳保平安向法治创平安、静态平安向动态平安、一时一域平安向全程全域平安的根本性转变。要慎终如始抓好疫情防控。这是做好2022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基本前提。全面总结经验教训，着眼打主动仗，构建“源头查控、快响激活、硬核隔离、精密智控”的六大机制：以精密智控平台为手段的指挥决策机制；卫健、公安、地方政府党政领导“一把手”“三责”联动快响激活机制；封控区、管控区、集中隔离区“三区”管控机制；快检测、快流调、快编组、快运输、快隔离“五快”循环落实机制；舆情、社情、疫情“三情”联动机制；社区清零、隔离点清零、有序解封的分阶段清零机制。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坚决扛起责任。要突出平战结合、扁平化管理，健全应急演练等制度，确保防控体系适应疫情形势变化和防控需要，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总体战遭遇战歼灭战。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实到经济工作各方面各环节，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力抓好中央决策部署在省域中观和基层微观落地。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领导贯穿于经济工作各方面各环节。强化数字赋能，建立健全省市县贯通的高效协同机制，增强经济治理精准性科学性协调性。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完善责任传导机制，确保工作一贯到底、见到实效。提升塑造变革能力。更加注重生成性学习、保持创造性张力，强化系统观念、战略素养、前瞻思维，提升党员干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能力。要勇于打破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对理念、机制、工具、手段、方法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加快变革型组织建设，深刻改变党政机关和社会的组织形态、运行方式，体系化创造性推动工作质效提升和现代化先行。营造争先创优浓厚氛围。坚持实事求是，唯实惟先、务求实效，鼓励基层首创，重在解决突出问题，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忌采取“一刀切”、运动式措施。放大“滚雪球”效应，健全“项目化实施+专班化推进”工作方式，构建完整执行落实链条，打通梗阻、放大细节、发挥优势。强化“指挥棒”作用，把资源和政策集中到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地方和团队，进一步形成比学赶超良好态势。（摘自袁家军同志2021年12月23日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彭佳学在全市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 ​构建大金融格局 助推高质量发展
来源：甬派1月14日下午，全市金融工作会议举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彭佳学在会上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提高站位、主动作为，推动金融发展从“立梁架柱”向“积厚成势”转变，构建大金融格局，助推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和共同富裕先行市提供有力支撑。裘东耀主持，华伟、李谦、李关定、高庆丰及杨勇、张庆增、朱金茂参加。会上通报了全市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情况以及下阶段工作安排，人行市中心支行、宁波银保监局、宁波证监局、市财政局、北仑区、开发银行宁波分行、宁波银行、甬兴证券、人保财险宁波市分公司作交流发言。彭佳学充分肯定近年来全市金融工作后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全球经济形势日趋复杂，金融的地位和作用愈发凸显。要顺应时代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站在重塑宁波竞争新优势的高度，“跨领域、跨环节、跨层级、跨部门”推动金融理念、金融服务、金融监管的系统性重构和根本性变革，实现“单兵突进”的小金融向“多跨协同”的大金融转变，力争到“十四五”末基本建成长三角地区辐射力强、影响力大的产业金融创新中心和区域性金融中心。彭佳学强调，大金融要有大担当，围绕金融服务“扩投资”“强制造”“活主体”“增动能”“促共富”，做到“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金融服务就聚焦到哪里、跟进到哪里”，在服务全局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大金融要有大产业，坚定不移把金融产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来打造，按照“金融主体要强、金融结构要优、金融配套要齐”的要求，培育引进金融机构，有效利用资本市场助力金融结构优化，完善金融人才专项政策，提升专业服务配套，以高能级的金融助推高质量的发展。大金融要有大集成，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把既有的好平台和大战略、新趋势叠加起来，打造数字化改革集成平台、发挥国字号改革集成优势、形成特色化改革集成效应，推动先行先试的优势转化为领先领跑的胜势。大金融要有大稳定，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切实抓好金融风险防范工作，进一步前移防的关口、明确防的重点、健全防的机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大金融要有大治理，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夯实金融治理的社会基础，在凝聚合力中实现高质量发展。裘东耀强调，要强化思想认识、提高站位，把金融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进一步增强做好金融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要强化精准服务、助推发展，发挥好国字号试点优势，形成“敢贷、愿贷、能贷”的长效机制。要强化防范风险、确保稳定，强基础、强预警、强处置，切实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要强化统筹联动、凝聚合力，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共同推进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区县（市）和功能园区设分会场。
新时代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来源：求是网总纲领：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目的：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面领导的基本内涵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第一，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第二，在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党始终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第三，制度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不断完善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制度保证。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依据人民群众为什么愿意跟着党走？基本道理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党切切实实地解决了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实实在在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依据，也是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出发点。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逻辑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必然结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在于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放弃了苏共的领导；而中国的成功则在于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制胜法宝。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更需要运用党的领导这个法宝。在党的全面领导中担当起责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人民赋予我们党的责任。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就要对人民负责。任何不敢担当、不愿担当、不能担当的行为，任何在重大问题上缺乏原则、没有立场的行为，都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能不能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中切实担负起领导责任，是关系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政治问题。指导方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体系的内在逻辑全面从严治党的丰富实践，集聚了新智慧，创造了新经验，形成了相对体系化的战略逻辑，构成了由战略目标、战略环境、战略指向、战略布局、战略重心、战略抓手、战略主体、战略保障等相对完整配套的战略体系。这一战略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围绕加强党的领导这个根本，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更加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在历史性“赶考”中交出优异答卷。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地位党的十九大把全面从严治党写入党章，上升到党的根本大法层面；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层面；纳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十四条”，上升到党的基本方略层面；写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上升到党的建设指导方针层面。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第一，充分认识党面临的风险挑战的长期性、复杂性、严峻性，始终坚定全面从严治党的信心和决心。第二，深刻把握党的队伍和自身状况发生的重大变化，进一步增强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自觉性和紧迫性。第三，坚决回击各种模糊认识和错误言论，保持战略定力、一刻不松地把全面从严治党抓下去。主线：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主线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是一条不断引导我们取得党的建设更大胜利的主线，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矛盾阻力的需要，有效应对长期复杂的“四大考验”的需要，化解尖锐严峻的“四种危险”的需要。风险挑战、“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分别指什么？如何通过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来回应这些要求？长期执政提出的客观要求长期执政，是我们与很多其他性质的政党在执政要求上的一个本质区别。长期执政，意味着我们在各个方面要经受长期的考验，意味着我们在整个世情国情不断发生变化的现实社会条件下要始终保持自身具有应对各种风险、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意味着我们必须始终保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具有先进性和纯洁性。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着力点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到加强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走出一条成功的长期执政之路，第一，要继续坚定政治自信，只有坚定政治自信，才能保持政治定力。第二，要继续强化使命担当，自觉将使命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第三，要牢牢把握新时代历史方位，勇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勇于推进自我革命。政治建设： 党的根本性建设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要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为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什么是“党的政治建设”？党的政治建设“三要义”学习领会习近平党的政治建设思想，要把握三个“要义”。第一，旗帜鲜明讲政治。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第二，政治建设放首位。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了党的建设的方向和效果。第三，全党服从中央是首要任务。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政治建设旨在实现党肩负的政治使命党的政治建设旨在通过正确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政治立场、政治目标，以及严明的政治纪律，保证全体党员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实现党肩负的政治使命。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政治建设是“灵魂”和“根基”，是管总、管根本的，对党的其他建设具有统领提携、纲举目张的作用。党的政治建设有着实实在在的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不是太空、太抽象呢？当然不是。党的政治建设是统领党的其他方面建设的灵魂，深刻体现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政治能力、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有着实实在在的要求。当前，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把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任务，尤其要在坚守党的政治立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升政治能力上下功夫。为什么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政治建设是“灵魂”和“根基”党的十九大重新确立了党的建设总要求，其中，党的政治建设是最重要的，是统领、是核心；党的其他建设最终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必须在政治建设上。没有政治建设这个“灵魂”和“根基”，其他建设都成了无用功。政治建设抓好了，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大局把握住了，党的政治能力提高了，党的建设就铸了魂、扎了根。政治建设抓好了，对党的其他建设可以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因此，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政治建设何以决定党的建设的效果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第一，既是政党的内在本质属性要求，也是确保政党政治良序发展的根本保障。第二，既是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鲜活经验和重要创新成果，也是新时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实践原则和内在要求。第三，既要从战略性全局性层面加强管党治党顶层设计，也要创新实践路径切实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怎样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把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落到实处第一，首要任务：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第二，基本途径：尊崇党章，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第三，基础工程：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第四，重要内容：加强党性锻炼，提高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锲而不舍地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第一，首要任务：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第二，基础支撑：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第三，基本要求：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第四，重要内容：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思想建设： 党的基础性建设什么是“党的思想建设”？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党的思想建设，是指党为保持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而在思想理论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主要任务就是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教育，保持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高度一致，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坚持思想建党 推进理论强党思想建党，从根本上说，就是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理论强党，从根本上说，就是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思想建党旨在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广大党员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坚定理想信念，打扫思想灰尘，补足精神之“钙”，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进而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对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清醒认知和执着追求，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为什么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将思想建设调至第二位意味着什么？党的十九大报告一改过去长期以来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的惯例，第一次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认为“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把它调到了第二位。这种顺序的调整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凸显了政治属性是政党的第一属性。这一调整是不是否定了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思想建设：党的建设系统工程的先导性要素党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涵盖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思想建设是连接各方面建设的一条红线，是融入党的建设各个环节的先导性要素，为党的建设奠定思想基础，提供理论指导和精神动力。信念坍塌是最根本的坍塌翻开落马官员的忏悔录就会发现，最根本的坍塌，就是信念的坍塌。少数党员干部从来没有思考过作为一个党员应该如何承担自己的责任、作为一个人应该如何过好自己的一生。因为没有信念支撑，他们的人生就如同失去了舵的船，只能任由利益和欲望的风吹浪打。他们其实不缺钱，巨额贪污受贿，只是因为把利益的攫取、欲望的满足当成了人生目的。怎样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马克思主义：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大力倡导共产党人价值观现在，我们党已经从最初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拥有89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要把这么一个大党建设好、管理好，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党员心中的信仰。思想教育必须突出重点，那就是加强党性和道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而这恰恰是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内容。组织建设：决定因素—— 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把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促进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什么是好干部？好干部标准的传承与发展考察好干部标准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德才兼备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习近平提出了新形势下“好干部”的五条标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赋予好干部以新的时代内涵。其中，信念坚定是好干部第一位的标准。敢于担当是好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把四个“铁一般”牢固立起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在于培养造就一支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把四个“铁一般”牢固立起来，培养造就“四铁”干部队伍，对于党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高素质专业化干部的含义所谓高素质，第一位的就是政治素质；所谓专业化，是指在政治素质过硬、具有较高领导能力前提下的专业化。高素质专业化，通俗地讲就是德才兼备、又红又专，就是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既要政治素质过硬，还要本领高强，集多本领于一身。为什么干部是决定因素？干部是决定的因素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的党内关系。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解决党自身的问题，关键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更高的标准监督管理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关键少数”要有关键作为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需要有关键作为。发挥“头雁效应”，不做“稻草人”。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坐镇中枢、指挥四方，其作风形象、精神状态如何，决定着工作推进的成效。应当勇于挑最重的担子，敢于啃最硬的骨头，善于接最烫的山芋。怎样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新时代激励干部担当有为的重要举措为了促进干部紧跟时代、增长本领，应为干部增长本领提供更多的时间和物质条件。完善学习制度，使广大干部不断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问题的本领。突出精准化和实效性，有针对性地帮助和督促干部弥补知识弱项、能力短板、经验盲区，全面提高适应新时代、实现新目标、落实新部署的能力。把立政德摆在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位置政德是从政的道德，在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大德是领导干部政德中的最高层次。公德是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基本操守。私德是领导干部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领导干部讲政德、立政德，要始终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慎欲。全面从严治党重在从严管理干部从严管理干部，是各级党组织的责任所系、使命所在。从严管理既要全覆盖又要突出重点，既要落实党章党规党纪要求又要从实际出发，既要严管又要厚爱，既要落实责任又要失责追究。用好干部考核这根“指挥棒”“指挥棒”用得好，激励鞭策，奖优罚劣，能够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干事创业的动力与活力。科学有效的考核，是大胆选用干部、坚决调整干部的重要手段，也是激励、约束干部的重要依据。作风建设：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实践证明，只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党风建设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什么是党的作风建设？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内涵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和成就的经验中都贯穿着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实践，都把建设党的事业与建设良好的作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作风建设的核心作风建设的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取向对党自身提出的道德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加强作风建设的切入点、全面从严治党的突破口，率先垂范、身体力行，较真碰硬，善做善成，开创了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什么我党要建设作风？以推动作风建设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风建设关系到党的形象、威望和发展大业的兴衰成败。优良的作风是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标志，关乎民心向背、关乎执政未来。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充分表明，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快与慢，与这个地区党员干部工作作风的好坏密切相关。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党的作风如果不纯不正，党的形象就会遭到破坏，党的威望就会遭受损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就会逐渐丧失。打虎拍蝇、重拳反腐，在优化政治生态、改进党的作风的同时，也是在不断维护党的形象，巩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怎样加强作风建设？十八大以来作风建设的前瞻按照十八大以来治理作风问题的策略路径选择，过去5年属于第一个阶段，以治标为主；接下来一段时间，应当坚持“标本兼治”，即在加大治本力度的同时，治标也丝毫不能放松；待到治标大功告成之后，第三个阶段才是以治本为主。作风建设要有新气象新作为作风建设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必须准确把握形势，必须增强政治定力，必须完善方法举措。在新起点上的再部署、再出发，是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的动员令。把作风建设融入党的制度建设要深化改革、转变职能，从体制机制上堵塞滋生不正之风的漏洞，以改革的办法固化作风建设成果。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实现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要加强问责，健全监督体系，发挥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作用，形成监督的强大合力。四条路径提高作风建设信息化水平信息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党员干部作风建设的效果。要突破作风建设中的信息化制约，可以遵循“扩大信息技术在作风建设中的应用范围”“通过信息技术推动党员干部作风建设精细化”“构建作风考评信息系统”“以信息技术提升公众参与度”这四条路径着手工作。纪律建设： 全面从严治党治本之策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是要靠严明纪律。 我们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什么是党的纪律建设？党的纪律建设的内涵党的纪律规范的对象是全党，任何组织、任何党员都不能凌驾于党的纪律之上，必须受其约束。就呈现形态而言，党的纪律主要指已经由党内法规和党内一般性制度文件明文规定的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因此，党的纪律主要可以分为六类，即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党的纪律建设的外延纪律建设的外延紧扣全面从严治党，在范围上覆盖了全党上下，在领域上涵盖了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纪律建设的外延不是固定的，而是通过“将党的建设各方面纪律化”“纪律建设为党的建设提供保障”“纪律建设与反腐败斗争一起净化党的肌体、纯洁党的队伍”等方式随着党的建设的推进而不断拓展。为什么要加强纪律建设？纪律建设的重要性十八以来，党中央在统筹推进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的实践中，针对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强调“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充分认识到纪律建设的重要性，是保持党的纪律严明的前提。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严明纪律是中国共产党的显著特点和最大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社会发展，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不断面临新的形势。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总体布局，把党的纪律建设摆在了更加突显的地位。全面从严治党与严明党的纪律具有内在统一性抓住了党的纪律建设，也就找到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着力点。只有把纪律挺在前面，守住纪律这条底线，靠纪律全覆盖地管、全方位地治，从源头上阻断不正之风和腐败滋生的通道，才能维护好整个党内政治生态。怎样用铁的纪律管党治党？加强纪律建设的着力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作风建设成为党的建设靓丽名片，成效有目共睹，但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目前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现象仍然存在，脱离群众的危险仍然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只有持之以恒整治“四风”，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才能不断厚植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长期坚持且不断加强纪律建设纪律建设作为党的建设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必须长期坚持且不断加强。坚持思想教育，提高纪律自觉。心中无党，行动必然无党。心中无纪律，行动必然无纪律。要守纪律，就要学纪律，强化思想认识和纪律意识。坚持抓早抓小，力求防微杜渐。要抓早抓常、防患未然。构建党的纪律建设的良性运行机制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树立牢固的纪律意识，在实践中严格按纪律、按规矩行事，关键是要构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通过教育、制度、执行、监督、评价等机制的良性运行，推动党的纪律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制度建设： 全面从严治党重要保障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健全完善制度，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本着于法周延、于事有效的原则，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健全党内规则体系，扎紧党纪党规的笼子。什么是“党的制度建设”？制度治党的实质制度治党，实质就是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党治党。抓制度的贯彻执行，注重运用制度法规的执行力和约束力来调解党内矛盾、解决党内问题、规范党员行为。制度治党在目标指向上，重在规范外在言行举止；在方式方法上，采取刚性约束手段；在功能作用上，发挥着规范引导功效。党的法规制度四大板块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准则、条例等中央法规为主干，由各领域各层级党内法规制度组成的具有内在逻辑的有机统一整体。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在党章之下，一般可以划分为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四大板块。民主集中制是重要制度保障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法宝，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重要制度保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然以民主集中制为制度遵循。新时代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制度规制作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什么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铲除“四风”的必然要求健全体制机制，更加有效整治“四风”。制度不健全、不具体，监督难、执行难是导致“四风”问题出现反复的重要因素。必须进一步完善党内民主制度、监督制度、干部人事制度、检查考核制度等，发挥制度的刚性作用，织密制度笼子，形成长效机制，从根本上铲除“四风”问题存在的土壤和条件。制度建设具有关键性地位目前我们党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又要应对和解决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因此，全面从严治党就要解决如何实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的内在命题。怎样扎牢制度笼子？制度建立要于法周延、于事简便制度设计需要通盘考虑、全局规划、科学设定，要同一系列改革的政策和措施有机结合起来，做到同步设计、同步制定、同步实施。建立和完善制度要于法周延、于事简便。于事简便，指的是制度要易用、好用，不烦琐、不深奥，简便易行。于法周延，就是要减少制度漏洞，力求建立制度周到、周密、周全，减少制度盲点、空白点。制度治党关键在执行制定一百条好的制度，不如将一条好的制度执行到位。“治”是制度治党的关键，制度治党的正式提出，将党的制度建设的重心从建章立制转向依靠制度进行治理，这是我们党制度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治理，将成为党的制度建设的目标和核心，将制度治党贯穿党建工作的全过程，党的制度建设才能真正融入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工程。实现管党治党常态化、长效化只有抓好制度建设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从严治党。一方面，要健全完善制度，构建以党章为根本，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狠抓制度落实，确保广大党员干部养成尊崇制度、遵守制度、捍卫制度的良好习惯，真正使制度成为硬约束。反腐倡廉建设： 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什么是“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深厚实践基础五年来大力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建设，不断赋予巡视制度新的活力，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从制度建党、制度管党着手，出台和修订多部党内法规。这是一场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践。反腐防腐的基本规律我们党强调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机制，揭示了反腐防腐的基本规律。“三不”机制是相互融合、交互作用、有机统一的整体，要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始终保持反腐败斗争的执着和韧劲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89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来说，要做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当好“新时代的答卷人”，必须从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深化对反腐败斗争规律的认识，深刻总结经验，深远谋划未来，为重整行装再出发做好充分准备。为什么说反腐倡廉建设关乎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为什么始终坚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一方面，这是践行党的宗旨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这是由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但是，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确保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关于反腐败斗争形成压倒性态势的重大意义深藏和潜逃的腐败分子还没有清除干净，滋生腐败问题的因素还没有铲除，共产党凝神筑魂、强筋壮骨的基础性工程尚有差距，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反腐败斗争的任务仍然艰巨繁重。尽管如此，反腐败斗争取得的巨大成效与其他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取得显著成效相比，其意义和影响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广泛性和长远性。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腐败如同毒瘤，侵蚀党的肌体，危害党的健康，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腐败问题，党纪国法不容，人民群众痛恨。我们党是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的政党，也是一个有责任和担当，敢于刀刃向内和敢于自我革命的政党，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和腐败水火不容。坚定反腐败必胜的信心和决心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必然要求我们党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持之以恒正风肃纪，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如何加强党的反腐倡廉建设？迈向法治反腐新征程依宪依法反腐就是依据宪法和监察法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就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强化监督问责，严厉惩治腐败；深化改革、健全法治，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否有效落实这一要求最终要通过纪检监察机关履职尽责的工作效果来检验。在全面履行纪检监察职责的同时，要坚持把监督挺到前面，下更大气力抓好监督这项基础性工作。深化标本兼治 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我们要以坚如磐石的决心、坚不可摧的意志，持续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定不移、精准有序，更有效地遏制增量、更有力地削减存量，推动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向压倒性胜利转化。新时代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战略标识反腐败是一项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学科性很强的系统工程。解决中国的腐败治理问题，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无疑需要中国特色的科学理论作指导，需要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作支撑，需要中国风格的话语体系作阐释。
转载自体制内阅读没有提拔的表扬，就是耍流氓！老A：话虽这样说，但当前现状，目测不太好改变。机关单位，有个别年轻干部吃苦耐劳、老老实实、做事上劲，平常时刻都能得到领导称赞和默许。在领导班子、上级组织之间有很好的口碑，每每谈话、考核等都能“提”到，并且留下很深的印象。然而，在干部选拔、晋升重要等关键期，常常成了“漏网之鱼”，甚至还不如平时“寂寂无名”的人，总是“名落孙山”。事实上，少数领导干部常以“我跟上级领导提过你”“我在组织上帮你提过”等为理由，试图调动年轻干部干工作的动力。按理说，给年轻干部设定合理的职业规划与政治生涯，有利于其顺利成长成才。但这种“空天支票”和“画饼充饥”式的激励，本质上就存在问题。靠“逮到一个是一个”和“专挑老实人下手”的方式传导工作压力，滋生鞭打快牛问题，造成“两极分化”反映。即对“提”不信者，安逸放松、“无所谓”，领导激励不起来、看破“人情世故”，沦为得过且过、混日子的“庸官”；对“提”心怀希望者，珍视“机会”、加班加点、夙兴夜寐，承担更多工作任务、不断加码各种责任。一方面违背了上下级间清清爽爽的关系和公平分工原则，也带来人身依附、圈子捆绑等恶俗风气；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反弹效应”与“疲倦效应”，让下级对“提而不拔”反感，反而影响干工作、履职责的积极性和持久力。须知，党员干部干事创业、为民服务、踏实办事是由理想、信念、宗旨、意识等决定的。提拔只是激励的一种方式，并不是目标和方向；干实事、勤为民才是最终追求和恪守。因此，“提而不拔”不仅误解了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更形成了一种不良的价值导向，让年轻干部养成“为提拔而担当”“为晋升而努力”的扭曲观念。所见，“提而不拔”不管是无意为之的“画饼”，抑或有心培养的“图画”，都不利于营造原则性、严肃性、政治性的干事氛围。此外，能作为、敢进取、有成绩的人只能得到“名誉”上和“口碑”上的安慰，得不到实质性的晋升和重要，不得不让人对个别单位选人用人风气的有所质疑。让有为者有位、让老实人不吃亏，匡正选人用人风气，完善健全和严格执行选拔干部机制，才能激励一批又一批人敢打敢拼、勇毅向前。反之，如“提而不拔”行为势必挫伤能干者创造性和精气神，于地方政治生态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百姓群众福祉等有害无利。归根结底，干部干事一要靠信念上的塑造、精神上的动力去鞭策，孕养为民情怀和务实品质，确保干部愿干事、敢干事、勤干事；二要靠发挥用人选人指挥棒作用，以规矩和制度的名义为“提拔”护航。让实干者得好实好处，让育人风气和激励机制走向正轨。